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docx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摘要：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关键词：梁启超；中国民族史研究；学科建设在19世纪至20年代相交的前后10年中，中国经历了甲午海战惨败、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烧掠北京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明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对这种历史变化，梁启超从民族的角度有过这样的描写：“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催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1〕(P711)梁启超在这儿讲的“过渡之道”即民族的危亡时刻，是中国民族发展的又一个历史转折点。在民族危机、边疆危机日益深重的社会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民族史研究，目的在于激活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激发爱国精神。1901年，梁启超在《清义报》第90、91册上撰文阐发中国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1902年在《新民》杂志第2至4号上发表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鼓吹在民族竞争的大势下，中国民族必须奋起，鼓起民族主义的精神，去争夺地球上的地位；1903年，在《新民》杂志第32号，发表了论文《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民族的基本概念，解读了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1905年在《新民》杂志第65、66号上发表了论文《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文中讨论了民族源流、民族关系问题。至此，梁启超的民族史学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等已基本确立。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已构建起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并在大学讲坛上发表自己对中国民族史学科中中国古代民族的族属源流、语言系属、分布变化等见解。梁启超的博识宏论，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1923年4月在《史地丛刊》上连续两期发表了他在清华等大学题为《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的演讲稿。这篇2万余字的论文，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一部中国民族史讲授纲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相当深入且超过以前的学者，中国民族史学科从此走上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之路。一作为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史时，对民族的定义格外关注。梁启超认为伯伦知理以前的学者往往把民族和国家相混，所以伯伦知理才给民族下了定义，认为“民族者，民俗沿革所发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支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1〕(P452)对此，梁启超认为“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谓之民族。”〔1〕(P452)对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要素，梁启超特别强调语言、风俗、民族性，即“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1〕(P452)因此，梁启超认为即使是同源尧祖的民族群体，当迁居到遥远之地，与母国民族长久分离，必然在语言、风俗、宗教上产生变异，这时可能已经成为另一个单一民族了，他说：“北国之先，其所自出，可不得考，史家或以为亦神祖黄帝之支裔。虽然，既窜于异域，与母国殊其语言，殊其风俗，殊其宗教，则已不得谓之为同一民族。”〔1〕(P2034)显然，梁启超认为语言、风俗、宗教应该是民族识别的重要因素。随着梁启超对民族及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形成了比较系统且符合中国民族形成发展历史与现实的民族概念。梁启超认为在民族概念诸要素中，民族意识最为重要，他说：“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P3211)在梁启超早期的行文里“中华民族”常常专指汉族，必须注意。梁启超将民族意识总结为“对他而自觉为我”是十分准确的。此外，梁启超还从中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进一步论述民族意识，他认为春秋时楚国人说：“我，蛮夷也。”说明当时楚人还是具有独立民族意识的民族群体，而到了战国时已融入华夏，丧失了楚人的民族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接着梁启超又举例：“南越王佗自称‘蛮夷大长’，此即汉武帝时，广东人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及魏晋以后，粤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满洲人初建清社，字我辈曰汉人，而自称旗人，至今日则不复有此称谓，有此观念，故凡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