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对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的研究.docx

傅衣凌对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的研究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他一生笔耕不辍，着作等身，是一代宗师。今年是他诞辰90周年，恭草此文以表对业师的纪念。在傅衣凌教授之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和商业资本的，不乏其人。然而傅衣凌教授则是近代对中国封建商业和商业资本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发凡者。他以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为基地，从商人和商帮的组成成分，商业的市场条件，商业资本的特征，商人与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特别是乡族势力的关系，商人历史作用，商业资本的转化，16－17世纪中外商业资本比较，对外贸易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其研究成果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突出贡献。傅衣凌教授是满怀着民族情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他对中外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理论十分反感。他受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论战的启迪，开始了社会经济史的探讨。这种探讨是从农村经济开始的。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家经济史丛考》是他成名之作。但是，探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长期停滞，他深感仅探讨农村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其他社会诸因素，考察商业和商业资本。为此，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商业和商业资本。1947年发表的《明代徽商考》，使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徽商研究者。继而又发表了《明代陕西商人考略》、《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明清时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明代江苏洞庭商人》、《明代福建海商》等论文。1956年，他将部分研究成果结集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几十年研究，傅衣凌教授的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商业资本和生产相联系，商人控制生产的初步萌芽，这就否定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说。”[①]傅衣凌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区域是多元的，有平原、有山区、有沿海、有内陆，各自发展”。[②]经济多元化，是促进商业发展的一个因素。他说，明清时期“商业的规模，商人活动的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大大超越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水平”。[③]据他的研究，这个历史阶段商业发展新水平表现在：第一，出现了专业性商人。他说：“于是在为解决广大市场需求与小的分散销售之间的矛盾，全国各地商人十分活跃，出现了专业性商人，并形成了一批资本的商人集团，董事会，着者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海商、江西商人、宁波商人、洞庭商人以及地方性武安商人、龙游商人、束鹿商人、山东黄县商人等等。”[④]第二，出现了一批专业性集镇及其相应的市场。如以丝织业着称的江南盛泽镇，以棉布业着称的松江，因榨油业和蚕丝业而发展的浙江崇德石门镇，以制瓷业着称的景德镇，以铁器制造着称的广东佛山镇，等等。[⑤]第三，明清时代各地大小类型的城镇会集发展迅速，“……无疑大大促进商品的流通和交换”。[⑥]他认为，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城市，一类是以开封为代表的“消费城市”，另一类是以苏、杭为代表的工商业城市。“这说明明清社会已向着自己的合理道路前进”。[⑦]第四，白银成了主要交换手段。他说：“利用白银作为货币，始于唐宋，但真正作为主要的通货却是自明代开始的，并且在弘治以后逐步普及的。”[⑧]“私人海上贸易的发达，特别是白银货币的大量引进，无疑对于国内商品流通和交换以及沿海各地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⑨]第五，山区经济也已卷人商品交换市场。一般人总认为山区经济是封闭性的，傅衣凌教授却独具慧眼。他研究了闽赣山区、江浙山区、湖南山区、巴蜀山区、川湖陕山区、豫皖山区等等山区经济，看到了山区虽然有封闭性的一面，却又存在商品性生产的开放性的一面。他说：“一般的说……山区较为落后的。……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这些山货，如茶、柏油、桐油、漆、棕、靛、纸、木材、果品等等……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或系地主阶级的奢侈品，而不是农民自己生活上的必需品，绝大多数要通过市场而出卖的，因此，某些山区生产曾出现有商品性较大的建宁、永定、连城，江西的金溪、南城、瑞金、雩都、吉安等都有不少的商人，他们都在闽赣山区之中。……唯是中国有些山区经济，其商品性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亦系事实。”[⑩]第六，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引起了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化。如“工商皆本”主张的出现，农民平均主义斗争的提出，李贽、汤显祖等叛逆和异端思想的出现，反禁欲，崇奢侈等等。第七，商业资本已介人生产，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946年，他撰写《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11]就是论述川陕湖三省边区的山区手工业生产因商品经济的驱动，已发展至接近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这是第一篇论述清代工场手工业的专文。此后，傅衣凌教授以毕生精力探讨了商业介入纺织、矿冶、制瓷、榨油、航运和农业的情况，成为史学界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性论着。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