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3).docx

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3）三、20世纪下半叶的金史研究本世纪下半叶的金史研究同辽史研究一样，取得了重大进展。关于金朝断代史及以较大篇幅叙述金史者，有张博泉《金史简编》，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叙述金源一代的断代史专着。还有何俊哲等着《金朝史》及前面提到的《中国通史》第6册、《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李桂芝《辽金史简编》等。以下分专题介绍。社会性质与经济张博泉着《金代经济史略》是金代经济研究的第一部专着，对金史研究具有开拓性。此书全面论述了金代农业、工矿业、商业、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金制与辽宋元制的关系以及金代经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诸问题。作者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看法，特别是纠正了以往论着多偏重女真族对中原北方经济的破坏作用而忽视金代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一面，因而有利于全面评价、认识金朝的历史地位。此外，还有前已述及的漆侠、乔幼梅着《辽夏金经济史》和《中华文明史》辽宋夏金卷。以下分别介绍有关社会性质及社会经济中几个具体方面的研究。1.社会性质。关于女真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较大，归纳起来可分三种，而每种之中又不尽相同。一是认为女真在建国前后处于奴隶制阶段，于海陵、世宗、章宗时向封建制过渡。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张博泉《金史简编》、蔡美彪《中国通史》第6册等都认为女真族在章宗时或在海陵王到章宗时最后完成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二是认为女真建国后未经奴隶制，而直接向封建制过渡。华山、王赓唐《略论女真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说，女真族在建国后不久，灭辽与北宋，受到其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影响，开始向封建制飞跃发展。张广志《女真与奴隶制》认为，应把金初社会性质与金初女真族的社会性质加以区分。在女真人中，除少数高等权贵之外，奴婢数大大少于自由民，他们扮演不了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角色。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四朝的改革，无一不是围绕着消除原始的残余影响，说不上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三是认为主奴矛盾始终是金代的重要社会矛盾，从现存史料难以找到女真族何时基本完成封建化的时间。王曾瑜《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持此说。2.人口与户籍。高树林《金代户口问题初探》指出，金朝是明朝以前各王朝户口增长最快的王朝，户数占宋金总数的%，比辽时增长近一倍。张博泉、武玉环《金代的人口与户籍》也认为金代的户口同辽宋时期相比有很大增长。王育民《金朝户口问题析疑》则指出金朝实际户口并不高于辽宋，南盛北衰的大势并未改变。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也说，金朝户口负增长和零增长的年份多于正常增长的年份。此外，论者对《金史·地理志》所载户口数系年，有元光二年、天兴三年及七年或八年三说。此外，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辨析。3.二税户和驱口。二税户是辽金时期的户名。有关二税户的最基本史料有两条：一条见于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一条见于《金史·食货志一》。由于史料少且有歧异，加之论者理解不同，引起对二税户问题的争议。关于二税户的涵义及其与头下户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对二税户的解释应从《金史·食货志一》，即指“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罗继祖《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持此说。他又据《辽史·地理志一》所载“征税各归头下，惟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寺”判断元好问是把“头下”和寺院的二税户混为一谈了。第二种意见认为，二税户应指《中州集》所说的“输租为官，纳课给其主”，并说不能将头下户与二税户截然区分开来。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和张正明《契丹史略》基本主张此说。第三种意见认为，辽代有属头下军州的二税户，有属寺院的二税户，二者是有区别的。蒋松岩《辽金“二税户”及其演变》、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持此说。关于辽代二税户社会地位，多认为是农奴。关于驱的身分与地位，有两种看法。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金代“驱”的身分与地位辨析》认为驱不是奴隶，其身分低于良民而高于农奴。而李涵、易学金《金代的“驱”不是奴婢吗——与张博泉先生商榷》、贾敬颜《金代的“驱”及其相关的几种人户》、王曾瑜《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李锡厚《论驱口》等认为金代驱即是奴隶。4.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是金朝赋役制度中一项重要措施，从世宗延续到章宗时期，特别是世宗时多次推行。论者对其社会效果有不同评价。尚钺《中国史纲要》、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持否定意见，认为是以整理税收为名而实行掠夺，前弊未革，后弊又生。赵光远《试论金世宗对州县民户的通检推排》、《金代的通检推排》、《再论金代的通检推排》等文则肯定其积极作用及金世宗的改革精神。刘浦江《金代通检推排探微》认为，对通检推排不能根本否定，但也存在弊端。5.货币。李埏、林文勋撰《宋金楮币史系年》是一部研究宋金时期纸币的重要着述。前述李侠、晓峰着《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有一章专叙金代货币。还有秦佩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