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马列文献信息编辑出版60年.docx

简论马列文献信息编辑出版60年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人中国，马列文献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我国马列文献信息编译出版大发展、大繁荣的60年。如果说建国前马列着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可以用择重、择需来概括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出版情况则可以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来总结；而马列着作的系统编译与出版，则进一步为马列主义研究、宣传和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主要从马列着作、马列主义期刊及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资源建设三个方面总结和梳理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列文献信息编辑出版的有关情况及所取得的成就。一、60年来马列着作及研究文献出版概况1、建国初期到1965年成为马列文献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列着作的翻译与出版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65年，迎来了马列着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高峰。特别是人民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局的先后成立，更是为马列文献的编译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以后，马列经典着作全部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确保了经典着作的编译与出版水平。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出版马列着作。人民出版社首先根据抗战时期出版的《列宁选集》重新编印出版了《列宁文集》(7卷本)，翻印了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2卷)和《列宁文选》(2卷)。1953年1月，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成为专门从事马恩列斯着作编译的中央直属机构。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编译局开始了三大全集的编译工作。自1953年开始编译《斯大林全集》，至1958年完成全部13卷的编译出版工作；自1955年开始编译《列宁全集》，至1963年完成全部39卷的编译出版工作；自1956年12月开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德文原着编译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66年“文革”前，共出版了21卷。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大量的马恩列斯着作选集和单行本，每年平均新出着作量在30种以上，如《列宁选集》(1960年版，4卷本)、《斯大林选集》(1962年版，精装1卷，平装上下两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60－1966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57－1958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文选》(1962年版)、《列宁家书集》(1960年版)等。如果要总结这一时期马列文献出版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出版马列经典着作，出版数量集中、系统；相对而言，对经典着作的研究类图书的出版处于较低水平，而且该类着作大多集中于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普及和人物生平介绍等内容(见表1)。从图书出版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2、文革期间马列文献出版工作基本停滞文革开始后，马恩列斯着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自1967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后，到1970年的三年时间中，基本没有再出版过马列着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的出版工作也被迫中断，甚至连1966年和1970年已经编译并印好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8万套也全部被封存在仓库，未能公开发行。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就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毛泽东作出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指示。1971年3月，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着重谈到了马列着作的出版工作。这次会议上产生的文件《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出版马列着作、毛主席着作放在首位”。从此以后，马列着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得以恢复，数量逐年增多。197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出版三卷，到1974年，原计划的第1－39卷全部出齐；1972年5月，中央编译局重新编选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1972年10月重新编选出版《列宁选集》(4卷本)。与此同时，还出版和重印了部分单行本着作、汇编着作和传记资料，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恩格斯的《论马克思》、列宁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其中也包括由张春桥直接插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1974年版，称为“33条”)。这期间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从1973年始，首次出现了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图书出版种数超过马恩列斯着作出版种数的情况，尽管这其中大都是一些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体会之类的文献，但这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比重逐渐加大的趋势一经形成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表2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这一点。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列文献的出版达到第二个高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