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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简论

伟大祖国以文献名邦著称。由于疆域广阔，各地流传着丰富的地方文献，素为人们所珍视。建国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为适应三大革命需要，曾编印有关地方文献目录，供党和政府、科研、设计、生产部门参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今天，图书馆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必须及时为实现四化供应科研资料，因此，更显示地方文献的重要性。初步总结历年来对地方文献的采访、编订、收藏、利用的点滴经验，深切感到革命需要科学，而科学研究必须参考地方文献；通过实践认识，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钻研有关地方文献的理论、方法，从历史学、地理学、目录版本校勘学以及科技情报学等多种学科，脱胎出一门边缘科学，姑且名为“地方文献学”。本文试就一，地方文献之史的探讨；二，地方文献的具体内容；三，地方文献与科技情报；四，急切需要有关地方文献的工具书等题，提出浅见，作简要论述。一早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时期，刻在甲骨上的契文，已编汇组合收藏成库。19世纪末，在河南殷墟发掘出大量的甲骨文库藏，提供了系统的殷商史料，这是当时的人以文字记载的有意留下的文献。我们在20世纪还能利用这批文献研究古史，而春秋时期的孔子，反而致慨夏殷之礼缺失，杞宋文献不足征，是什么缘故呢？社会发展史可以答复这个问题。由于阶级社会的奴隶主占有文献资料，使文化的流传受阻碍，甲骨文成库埋藏地下，而世上却形成“文献无征”。这和解放前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石油所发出的哀叹一样。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指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1]。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要我们“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应以此为研究地方文献学的主导思想，即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待历史遗产。“文献”一词，在我国不但溯源甚早，而且有具体内容。周官分别掌握“方、策、版、简”，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史”，以及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都属于文献。《隋书经籍志》标举“地理记”一目，收地理书139部、1400余卷，其中大部分是地方史和区域地理。如《洛阳记》、《吴地记》、《荆州记》、《会稽古地记》、《南州异物志》、《三辅故事》、《隋诸郡土俗物产》等，这些书，可算是地方文献作品。《隋志》说：“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这说明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了解和利用地方文献为他服务。当时已体察到自然界和人事关系各地异宜，地方的具体情况不可以臆度，必须进行调查，还要经过“分析辨别”。《隋志》介绍：“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并列举齐代陆澄、梁代任（日方）、陈代顾野王等人以及隋朝所编地理官书，可作为我国中古时期地理文献的小结，其中大部分属地方文献。唐初，李泰等撰《括地志》550卷，是空前的地理书巨制。全书虽不传，但从各家辑佚本可窥见当时《隋志》所录各书具在，承先后后，《括地志》实为此后“方志”的先声。现存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40卷，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等，以及此后的各朝《图经》、《一统志》，形成“方志”的体例。宋元之间，马端临撰《文献通考》348卷，他区分“文”与“献”为“记事”与“论事”两大类。全书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门类，网罗面宽，突破“地志”范围；归结于“考制度、审宪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等多方面的文献，而“舆地”只占一门。明清之间，顾炎武撰《肇域志》40册，从《一统志》及各省、府、州、县志及其他文献编汇而成。所根据的原书多已失传，赖此书保存。以上两书虽属全国性的，但可作为利用地方文献的范例。近人张国（氵金）编《中国古方志考》（中华版），采录元代以前的全国各地地志及地方史约4000余种，有现存的，有已亡佚的。虽然佚失的占大多数，但被征引在其他古籍和类书里经过辑佚的本子不少。如清代张澍辑《二酉堂丛书》，是我国西北各地的古代文献著述，收录有《凉州异物志》、《西河记》、《沙州记》等书的辑佚本，加以考释。张氏的原稿本已流传到巴黎图书馆。现在国内还可见到的刻本，有人对照稿本，所辑佚文及加按语，缺漏甚多[2]，这说明善本的重要，地方文献也应选取善本。宋元以来的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