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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背景下我国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动态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张圆【摘要】健康中国战略下,开展大规模统计调查,有效测度居民健康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传统微观调查的估计结果缺乏完整性与连续性,为克服调查研究困难,文章基于贝叶斯Probit模型,利用2015年度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患病情况及生活方式和心理状况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慢性疾病与生活态度对健康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运用贝叶斯Probit模型可以有效解决样本缺失造成的偏差问题,较好地展现我国中老年人群健康水平的动态特征.依据个体的不同特征情况得到年龄与健康的关系结果显示,相同身体条件下的群体健康水平随年龄呈缓慢降低趋势.【期刊名称】《西北人口》【年(卷),期】2019(040)005【总页数】10页(P50-59)【关键词】健康中国;老年人健康;贝叶斯Probit模型;MCMC算法【作者】张圆【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天津3002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806一、引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预期寿命的提高，我国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7%提高到2015年的10.5%，按比较保守的中死亡率方案预测估计，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2.4亿至2.5亿，占总人口的16%～18%。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已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十九大报告将健康中国战略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在国务院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格外重视老年人等社会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健康老龄化。因此，对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仅是在身体上无疾病与羸弱，更应具有精神上的完满状态和良好的适应能力”。Grossman开创性地给出健康需求框架，将健康视为与物质资本类似的资本品[1]。从生产角度看，较高的健康水平有助于提升劳动者单位劳动供给的生产效率，构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生活角度看，拥有更高健康水平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总之，健康既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幸福的源泉”，既是财富创造的手段，也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随着对健康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不再仅仅局限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也愈发受到重视。在我国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首次直接将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作为重要调查变量，为全面认识中老年人健康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我国人口普查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研究中具有历史性意义。随着老年人口健康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简单的自评健康状况已无法反映不同个体特征下的真实健康水平，对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更为细化的分析已日益迫切。二、文献综述健康是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有机统一，如何客观有效的衡量健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传统度量健康水平的方法是基于影响健康的各个侧面因素，如个人特征变量、慢性疾病发生情况、主观判断等等，通过统计模型方法构造出一个值在0（最差健康状态）至1（最优健康状态）的指标。文献中主要使用的变量指标大体概括为4类：第一类是人体测量变量，如身高、体重以及身体质量指数BMI等；第二类是生存率与死亡率相关变量；第三类是疾病发生相应变量；第四类为与心理健康状态有关的相关变量，如主观幸福感评价、认知能力等。此外，日常生活行动（ActivitiesofDailyLiving，ADL）与自我健康评价（SelfEvaluationofHealth，SEH）也是研究人口健康问题重要的代理指标[2]。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健康及老人健康分析问题研究方面开展了重点研究，在健康量化方面，赵忠与侯振刚利用2000年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改进了Kaplan和Anderson等发展起来的生活质量指标法（QualityofWell-beingScale，QWB），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健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3][4]。该方法在我国健康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除QWB法外，质量调整生命年法（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伤残调整生命年法（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DALY）及统计生命价值法（ValueofaStatisticalLife，VSL）亦为健康经济学常用的研究方法[5][6]。在老年人口健康问题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从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状况出发，探索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从已有研究来看，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因素大体分为五类：自然属性（性别、年龄等）、社会经济情况（所在地区、婚姻状况、城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