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doc

HYPERLINK"javascript:gotothis()"价格价格是商品经济最常用的范畴，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产生价格的最一般的条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由于商品交换的扩大与频繁，大体在原始公社制度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作为表现商品价值的等价形式逐步演变为货币形式以后，即货币商品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一般等价物以后，商品的价值取得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表现，商品的价值才表现、转化为价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商品的价值都要通过价格才能表现出来。即一切商品都必须换成货币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切具体劳动都必须通过货币才能还原为抽象的人类劳动，一切私人劳动都必须通过货币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如果不能把他的商品换成货币，生产和经营商品的劳动支出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他的生产和经营就难以甚至无法继续进行。价格和价值存在着既相一致又相背离的客观必然性。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价值是价格的最一般的基础。但是，价格并不是价值的简单表现。价格形态本身就包含着商品的价格同它的价值量不一致的可能性，即背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在商品关系发达的条件下，价格还会同价值异质。一些没有价值、不凝结人类劳动的被商品化了的东西，如名誉、商标、自然资源等也具有价格。价值是商品经济中最简单、最本质的范畴，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耗费；而价格却是商品经济中复杂的、具体的范畴，它不只反映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耗费，还反映商品交换和收入分配过程中各项具体条件的变化，要受当时的供求关系、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条件、政府的政策目标选择等的影响。所以，如果说价值是反映直接生产过程的属于本质形态方面的范畴，那末，价格就是反映社会经济运动总过程的、属于现象形态方面的范畴。价格理论随着价格现象的出现，人们开始探索支配价格运动的客观的内在的规律性，经过漫长的道路，逐步形成日臻完善的价格理论。中国古代价格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价格的思想和理论颇为丰富，构成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子产曾提出“市不豫价”的主张，认为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不是事先规定好的，应根据市场的情况，由买卖双方议定。这显然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的。儒家创始人孔丘的学生子贡则提出“物以稀为贵”的观点。他说：“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荀子·法行》）。“珉”是一种似玉的石头，比玉多，所以价钱比玉贱。这近乎供求决定价格论，有其合理因素。春秋末年越国重臣范蠡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粮价太低对农不利，太高又对商不利，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才能农商俱利。为此，当市场谷价太高时，官府应抛售谷物，而当市场谷价太低时，官府则应收购谷物。这种主张对历代王朝的价格政策都具有重大影响。战国时期《管子》一书，提出了商品与商品、商品与货币的数量关系，认为币价低则物价高，币价高则物价低；还提出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着价格的高低。如认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这里所谓“上”，是指货币退出流通而由国家收藏起来；所谓“下”，是指在民间流通的货币。《管子》中还提到：“聚则重，散则轻”(《国蓄》)，“臧则重，发则轻”(《揆度》)，“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国蓄》)，“守则重，不守则轻；章则重，不章则轻”(《轻重甲》)，“令疾则重，令徐则轻”（《轻重己》）。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价格涨落的原因。西汉思想家桑弘羊是中国古代重商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出“平准论”，认为“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盐铁论·力耕》），“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盐铁论·本议》）。桑弘羊的价格思想比过去前进了一步，他提出了国家在价高时抛售商品，价贱时收购商品这一重要的稳定物价的政策主张。明代对经济问题有较系统论述的思想家丘濬，把“平物价”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指出:“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大学衍义补》）。他特别强调要稳定粮价，认为这不仅对人民有利，而且可据以“定科差，制赋敛，计工役”。他还认为，“世间之物”均是“资于人力”，由于“其功力有深浅”，因此“其价有多少”(《大学衍义补》)。这实际是说，物品是劳动创造的，而劳动的质量不同，因此其价格有大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