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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始于何时?“全球化”始于何时?——“现代世界的诞生”和“世界之变”1.全球化、现代性及19世纪全球史人们谈论“全球化”,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全球化”图腾每天都在让人思索,向我们提出挑战,或者困扰着我们。它可以是借口或理由,可以是吉兆或不祥之兆。在谈论全球化时,人们一般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或者大行其道的世界自由贸易。全球化究竟起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约有三种说法:其一,全球化是二次大战之后的全新现象;其二,全球化发端于15世纪欧洲的对外扩张;其三,全球化倾向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历史学家明确反对整个讨论的当代聚焦。只知当代的奢谈,常会描绘歪曲的图像,还会作出令人生疑的预测。历史视野的介入,或许能为全球化现象及其缘由提供较为清晰的画面,也有助于更好的预测。全球化早就存在;至少,全球化的事实由来已久。它同现代性的起源密切相关,这里说的是19世纪。世界早就连在一起,并且有着许多相互影响的中心,而不是一个或两个中心,这在19世纪已经显而易见。许多事物和人的行为越来越是跨国的、跨洲的、跨文化的。大英帝国这个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诞生以后,其他帝国与之争雄。纵贯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也在那个时代出现。文化人类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批判现实社会和战争的国际主义登上政治舞台。或许,19世纪确实是第一个全球化世纪。嗣后,无论是谈论帝国主义,还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或许是冷战的结束,才使人的思想更为开放,更多地思考洲与洲之间多种多样的关联。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理论,尤为关注世界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例如波拉尼(KarlPolanyi)的“大转型”(GreatTransformation)学说,或如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的“鞍型期”(Sattelzeit)理论。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的一些中心问题,亦即第二部分“现代世界的诞生”和第三部分“世界之变”,有必要先对二者的著名理论做一个简要的论述:波拉尼常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家,他试图以其《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944)重写工业革命史。他以18、19世纪的英国史为例,记述了英国人发明创造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是让社会顺从市场经济的规律,这同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服从社会的状况截然不同;或者说,市场调节经济的形式虽很古老,但在前现代社会从未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关键。而在19世纪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从其前现代的社会有机组成部分转化为凌驾于一切的决定因素。所有社会行为都受到经济和市场的操纵,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必要条件的劳动力之商品化,正是国家权力制造出的、最适合市场经济的战略措施;资本主义需要社会制度和政治行为发挥作用,需要强大的“幕后推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已经属于同一进程,前现代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都发生了错位。波拉尼视之为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根本性转型。而在全球市场化的同时,出现了旨在限制和抵制市场侵蚀社会的更深层次的运动,波拉尼称二者为“双重运动”。科塞雷克在1960年代倡导概念史并试图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时,借用了“鞍型山体”意象,即连接两座山峰之间的低落过渡地带,指称西方从近代早期向现代的过渡,时间约为1750年至1850年,即启蒙运动晚期至法国大革命前后。换言之,“鞍型期”让人想到的是分隔山峦的“鞍型山体”,而不是陡峭的峡谷;它是两个伟大时代之间的渐进过渡:从早期近代走向19和20世纪,从前现代走向现代。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所说的“双重革命”便发生在这个时期:政治-社会革命与经济革命,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与18世纪后3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1800年前后的欧洲经历了根本变化,工业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转型,法国大革命则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老欧洲时代一去复不返,许多新的政治和社会价值相继而出,人们在一个巨大的现代性试验地进行了各种新的架构和体系尝试。这些都在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欧洲亦即西方。在那个时代,现代人和现代西方诞生了。19世纪大众商品生产中的西欧经济强势,常被视为世界市场上过剩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样,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此时,人们常会探寻各种造就西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之“现代”领先形态的成因,或者反过来寻找世界其他地域之所以落后的缘由。时至20世纪末,一些新的研究范式走到了前台,它们很少根究不同社会状况的非同时性,而是追溯各种现代化体验的同时性,或曰“不同时的同时性”(布洛赫)。辨析“同时性”现代化体验及其在世界不同区域所引起的巨变,旨在分析和厘清全球化运动的来龙去脉。换一种说法:20世纪末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同凡响的范式转换:继1960和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