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doc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摘要】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之路崎岖不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回升，全球FDI有望于2017年恢复增长。中国在2016年跃居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文对世界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论述和分析，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的对策建议。【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制造业；跨国并购引言上个世纪，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实力约束，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无较大发展。但在近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经济基础较薄弱、企业发展较慢等原因，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贯彻“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区域到全球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近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甚至小幅下滑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强势增长状态，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改善就业及促进资源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杨盛淇（2017）对中国对外投资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及缓解我国资源短缺问题。李兵（2008）以日韩的对外直接投资为实例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的替代或互补效应，会影响贸易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贸易结构的转换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贸易利益分配。冀相豹（2014）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制度因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依赖性明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制度因素好或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并对制度因素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吴雨天（2018）利用相关数据建立了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协整关系认证，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也依靠着国内经济水平的支撑。王羽涵（2016）利用LMDI的加法分解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解，得出投资效率效应因素和经济活动效应因素是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投资效率效应因素中，第三产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影响最大。黄莉（2016）利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结构的影响，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只要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行业等，其中联系最紧密的是制造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大的是制造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而对商务行业的影响较小。张帆、杜欣媛（2017）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推动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提升的重要产业是制造业，可通过寻求型对外投资方式不断获取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技术；加快服务贸易出口，增加贸易逆差，优化对外投资行业比重以提升对外投资效率。宋勇超（2018）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产能合作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所缓解但不明显，中国应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产能合作，完善约束和激励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产能利用率。王晓琼（2017）通过对中国与34个OECD东道国的相关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并建立了计量模型，得出结论：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文化差异越小，越有利于带动两国投资活动的发展；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更倾向于地理距离较近、运输成本较低的国家。陈俊聪、张瑾（2018）通过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2005－2014年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减贫存在非线性空间关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和显著的空间外溢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对外直接投资在减贫方面还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减贫弹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深化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趋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且中国于2016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问题与不足，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