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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史角度分析曹操形象【摘要】曹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典型的人物形象之一。这一形象的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影响：在史学家笔下，曹操形象已很复杂。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曹操从历史上的英雄逐渐演变为奸贼。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既带有千余年来各种文化的印迹，又倾注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学理想，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历史、道德观念和爱憎态度，因而这一形象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曹操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关键词】《三国演义》文史角度曹操形象分析I042A1674－4810（2010）04－0071－01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毛伦、毛宗岗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把他与诸葛亮、关羽并称为“三绝”。曹操形象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其性格的复杂性，这是由许多原因共同形成的，其间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全方面的滋润，因而曹操形象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兹陈浅见，以求抛砖引玉。一从历史渊源看曹操形象的形成曹操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曹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在东汉末那个群雄争霸、战乱频繁的年代，他南征北讨，荡灭群雄，统一了北方；他首先实行屯田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中原得到了安宁，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曹操也有不少恶德、恶行，最突出的就是具有奸诈、残暴的性格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因而在信奉“实录”精神的古代史学家笔下，曹操形象就已出现了分裂。在最早记载曹操事迹的《三国志》中，陈寿对曹操作了这样的评价：“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并非虚妄之赞词。由于对曹操的评价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从魏晋至金元，在史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帝魏寇蜀”和“尊刘贬曹”之争，对曹操的态度也有多次大的波折。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首开“尊曹贬刘”之风气，不仅书中《魏志》的篇幅远远超过了《蜀志》、《吴志》，而且他只尊曹氏为“帝”，在书中给予“纪”的规格，而刘备、孙权仅仅被尊为“先主”、“吴主”。他对曹操的评价则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作为一位正直的史学家，陈寿在赞美曹操之余，也记载了曹操的一些恶行，在《武帝纪》里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有不少关于曹操奸诈和残暴的零星记载。从上述历史时期中史学家对待曹、刘态度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帝魏寇蜀”还是“尊刘抑曹”，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正统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而所谓正统，是历代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其统治利益而创造的一种观念，谁正谁不正，在不同的时期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而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无论个人品质如何，都不可超越时代和现实，都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想的强烈影响。曹操形象在史学家笔下的反复，增加了其形象的复杂性，也说明这一形象在史书中就已经社会化了。二曹操形象从历史上受到了封建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于曹操的态度，在封建时代的不同阶层有极大的差异。上层统治者对曹操的态度，在晋以后是随着汉民族统治地位的变化而不断更迭交替的。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为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东晋“偏安江左”，其形势类似蜀汉，因而“尊刘贬曹”；唐王朝以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称曹操是“哲人”；北宋仍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曾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庙宇，并让著名学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但到了南宋，“尊刘抑曹”之风复炽，南宋诗人王十朋在《谒昭烈庙》文中竟公然宣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陆游则写出了“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千古名句。总之，历代统治者对曹操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也都作了不少文章，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封建专制的不断增强，对曹操的否定愈来愈加重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民间文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更重道德而轻功利，具体到对待曹操这一人物的评价上，民间文化对曹操始终是否定的。西晋文学家陆机曾在《辩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人民痛恨曹操的根本原因。在民间，曹操之所以遭到反对，并不在于他姓曹、非汉室宗亲，而主要在于他的奸诈无道、暴虐害民、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品德和恶行，因而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后，人们就不断的以自己的善恶评判和憎恶感情不受客观事实限制地移植，使本来具有多侧面特性的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