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docx

黄亚生: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25年来的历史新低各种刺激政策也难见成效。严峻的经济形势让许多人士焦虑不安也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建议以拉高GDP增速。“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黄亚生教授出生在一个红色世家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他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最早提出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的“龙象之争”的讨论。另外他在MIT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时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另一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黄亚生看来中国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则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黄亚生赞赏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他认为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不是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而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黄亚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这也是黄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王丹和张世伟在他们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中提出的中心观点。“‘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黄亚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增速还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数据本身存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或证伪;第二种可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要求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体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种可能是经济发展质量有问题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福祉的相应提高。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而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财经》：可是许多人士很迷恋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黄亚生：我一直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这种增长模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追求大规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几个领域。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风险分散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增长点过于集中以大型国企为主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其实2008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机会。《财经》：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靠海量投资将GDP增速保持在8%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黄亚生：那时也正是“中国模式”最响亮的时候。以前还不怎么公开鼓吹“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2008年以后认为“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越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结果中国没有抓住改革机会反而加强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变得对这种模式更自信。其实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的效应持续时间很短到了2010年颓势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此后不断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差。《财经》：本届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过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统一在应对政策上有些摇摆不定。黄亚生：认识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政府总是愿意做那些能体现政府优势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强调什么大规模城市化、强调国企？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优势就更能够体现出来。到处在讲“调结构”可是“调结构”的主语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生产之所以过剩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市场逻辑去安排生产。化解产能应该退出的就退出应该破产的就破产政府要做的不是规定哪些行业和具体企业应该退出破产而是要保证企业破产以后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冲击。政府认为哪些行业投资过热就来调整;政府认为哪些领域投资不足就大力投资。仍然是这样一种思路：过去做A现在A做不了就做B吧。从来没有反思A和B应不应该做。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