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普世伦理的考量.docx

论作为普世伦理的考量摘要: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当代伦理致思中对于普世伦理的吁求应当从古典中庸思想中吸取思想资源。中庸作为可能的普世伦理的理由在于:其一中庸存在于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是一种各大文化传统可以共享的伦理资源。其二中庸具有伦理常识的特性;在中西伦理的不同历史演变中中庸成为终结伦理偏执的最佳选择。其三中庸适应各有传统的伦理互动的需求。在普世伦理的建构中中庸是道德准则与实践原则的基准。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一份世界伦理宣言的解释性文件简单明了地阐述此前图宾根世界宗教议会写成的《世界伦理宣言》的宗旨。在这一文件中有两点被加以特别的强调。其一是“我们坚信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无条件的准则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一切家庭和团体、一切种族、国家和宗教。”这是一种对普世伦理的存在证明的信念。其二是“在各种宗教的教义中存在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而这正是世界伦理的基础”。这是一种对普世伦理据以建立的深厚基础条件的确认。[1]这两点应当是致力推动形成世界伦理或普世伦理(theethicofworlduniversalethic)的人士的观念动力。对此代表不同伦理文化传统的学人有着不同的反应。[2]但是以对文化传统中伦理基本价值的共同性追溯具有的理论意义以及对多元化社会时代伦理实践的共同关切而言探讨普世伦理的可能性是获得了普遍认同的。本文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以中庸为题为普世伦理的致思提供一得之见。重提中庸:以普世伦理为坐标中庸是中西文化“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家所阐释的核心理念之一。“‘中庸’概念的中国提出者是孔子它的古希腊的启示者是柏拉图。孔子和柏拉图之后这一概念分别在子思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有过各尽其趣的诠释。”[3]柏拉图指出“需要‘中’的原则以论证绝对精确的真理”。[4](P75)而记载于《论语·雍也》篇的那段孔子所说的话更为人耳熟能详:“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5](P91)承继柏拉图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都专门对中庸作了深入分析。与之同趣孔子的孙子子思则撰有《中庸》从道德形上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诠释中庸。但是作为一种开启伦理传统的核心理念“中庸”却蒙受了知性的与实践的双重误解。从古典观念史线索上看“中庸”后来逐渐失落演变为一套一套的“一曲”之见。“中庸”的观念追求逐渐湮没了。从其现代理解上分析人们在知性探求时大致将中庸理解为一种折中主义以为其并无什么高明之处。而在其实践功用理解上也大致将其定位为一种调和社会或阶级矛盾的方式。这更强化了中庸在观念演变史上的失落。在对古典观念理解的确当性要求驱使下当代学者对中庸的理解渐趋合理。就中国古典思想传统的根源性追究而言史家钱穆先期刊布的《中庸新义》与海外新儒学家杜维明后来撰着的《中与庸:试论〈中庸〉》相映成趣。前者从《中庸》文本出发扣合自己对宇宙运行、人生情态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理解提要钩玄对“中庸”的深层思想蕴涵加以挖掘。后者以《中庸》文本的诠释性研究凸显《中庸》要求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它对社群关系的深入抉发以“诚”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的丰富意蕴从而对以“中庸”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加以了阐扬。[6][7]而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的专家对亚里士多德“中庸”观的分析也走出了单纯的知识外部解释窘境。不单是不轻率地将亚氏的“中庸”观视为调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的产物还要求将亚氏的中庸思想与政治上的调和主张区别对待并对亚氏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中庸”给以较为肯定的评价。[8][9]就比较思想史视野而言有论者指出“中庸”观在中西思想“轴心时代”的不谋而合对“中庸”作为德性之不同于古典中国诸如仁、义、礼、智、信及智、仁、勇这些具体德目不同于古典希腊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一类具体美德的特质加以了确认;并且准确?刂赋?“中庸”不能被理解为“中间”、“中等”的同义语而是指美德或技艺做到恰如其分或恰到好处的那个“度”。[3]这种从根源性和确解性上所作的“中庸”诠释无疑为中庸的现代创造转化奠定了基础。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对于“中庸”的诠释上述理解还有一些局限。同时阐释“中庸”的理性道德与实践伦理的坐标“中庸”的实际蕴涵以及它本身可以作为一种什么样的伦理作用于当代人类社会都还要进一步研究。就前一方面讲对“中庸”的根源性诠释总隐约存在一种处于弱势文化之中的辩护者心态。这使得其阐释具有某种虚拟性。就后一方面而言“中庸”观的当代阐释需要在伦理与社会互动中加以分层的具体讨论。而总的要求则是要将根源性的理解与现代性的阐释有效综合。这种综合的根源性方面提供给“中庸”以准确的文本理解;而这种综合的现代性阐释则提供给“中庸”以普世伦理的知性结构与践履可能。前者的文本梳理是历史的;后者的现代诠释是普适的。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