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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的正当依据:法兰克福学派的超验价值构设就其公开的理论立场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根本说来是否定性的。他们是愤世嫉俗的批判家是不愿与资本主义异化现实同流合污的叛逆的左翼文人。但是和那些狂热怪诞而又缺乏内涵的虚无主义者不同他们不妥协的批判只是一种理想主义救世情怀的激进表达其大拒绝的思想纲领背后实际上高悬着一个至为完美的超验价值公设。作为未来社会的范本这个价值公设对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以一种间离的方式提供了比照、评判现实的标准;另一方面它又在这种比照中反衬出现实的阴暗从而以一种自觉的理论形式培植和强化了批判的激情与冲动。可以说价值理想构设成什么样子对现实的批判也就进行到什么程度;而对现实的批判在什么程度上凭借着对乌托邦境界的苦恋批判本身也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难结果实或不结果实的虚幻的乌托邦。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价值和致命弱点盖源于此。寻找逝去的伊甸园:浪漫主义的当代传人如果说一种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构成了现实社会批判的理论前提那么只要不是甘愿陷于独断论的结局法兰克福学派就必须对下述问题作出回答:这种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是如何可能的呢?即若可能它赖以成立的可信的理由和方法论根据又是什么呢?至少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设置了障碍。它把谋利提升为生活的至上目标并使源于经济母体的合理化原则施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不仅在数字表格中消解了骑士的热忱而且在严谨规范的科学管理中钝化了人们的感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被形而下的技术操作征服和替代了。更要命的是这个缺乏灵性的平庸社会却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物质进步的奇迹。它以不断膨胀的规模提供着令人着迷的丰裕产品致使公众在世俗享乐中感到了实在的愉悦和满足。很自然这些被幸福意识湮没了的大众已难以想象另一种生活他们或如霍克海默所说“丧失了构造一个不同于他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能力”;[1]或如马尔库塞所说最多只能想象“同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2]但是现在要问超越资本主义边界的思想谋划被遏制的“事实”是否意味着它价值上的正当?当法兰克福学派这样追问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就默默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按照他们的看法资本主义技术合理性以及大众享乐意识对形而上的价值追求的洗刷与其说取消了超越既定现实的理想世界的建构问题不如说把这个问题禁锢、封闭起来了。在此意义上问题不仅依旧存在而且比以往显得更加尖锐也更加急迫。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新的理论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不在既定的事实领域。因为它着力分析的恰恰是被现存制度阻碍了的更佳生活方式的可能性。[3]而要使这种隐蔽的可能性彰显出来从方法上说似乎只有一条便捷的路好走那就是以回忆的方式再现过去看一看本来意义的人格原型究竟是什么。这其实是卢梭、席勒等早期浪漫哲人给予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启示。卢梭讲正如格洛巨斯石像历经千百年风雨侵蚀已变得不像一位天神人类也因文明开化而在外在的功利追求中丧失了造物主曾赋予他的那种崇高而庄严的淳朴。为不使这一丧失变得理所当然并因而盲目地把苦难充作幸福就必须把人类失去的美好的东西唤回。于是卢梭从变质了的文明社会抽身在悠游自足、独立不羁的“自然人”那里发现了人之为人的真正样板。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道令浪漫哲人倾心向往的“自然人”形象实乃理想社会之人性基础的特殊表达。因此那旨在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回忆也就“并不是一种对昔日黄金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从未存在过)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时期对原始人等等的记忆。倒不如说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功能是一种综合即把歪曲的人性和自然中所能找到的片断残迹加以收集汇总的一种综合”。[4]至于这种综合所以采取回忆的形式则是因为回忆同诗意的想象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作为一种意向的投射能够打破外在的时空限制从而在一种超越因果规律的自由状态中显现一个不可见之域一个与现实世界遥遥相对的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卢梭的“自然状态”也好席勒的“纯真的希腊”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意义世界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它之于文明历史与其是严格的时间在先毋宁是思辨的逻辑在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逻辑在先的意义世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规定以至可以对文明发展作批判性的审视呢?从字面看“自然状态”概念本身即包含了最简洁的回答。在浪漫主义者那里自然就是本初就是率真质朴就是不带任何人为的矫揉造作和虚饰伪装而自由自在的生活。卢梭强调这种生活直接追求着生命的欢愉因而首先是感性的;但与社会化的人的经济行为不同“自然人”的感性追求尚未被私有欲望污染它既不把外部自然当作财富的源泉来榨取也不把自己的同类当作谋利的手段来算计因而又是超功利的。[5]席勒进一步指出以超功利的姿态对待生活的“自然人”(古希腊人)用知识的天平衡量或许不如现代人武装得强大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没有使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