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格物致知研究论文.docx

朱熹的格物致知研究论文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一概念；“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概是近代的事。然而“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形成又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源自于儒家的“格物致知”；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一．“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写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宋代理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程颢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把自然之物看作是格物的对象。而且朱熹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成为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这实际上为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到了明代王阳明将“格物”诠释成“格心”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而且他还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来讥讽朱熹的格自然之物并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反对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时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后的高攀龙、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等理学家则继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王廷相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问”中说：“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明朝末年东林学派的高攀龙发挥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主张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认为“天下之理无内外无巨细。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贯只是一理”因此“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他还与顾宪成讨论格物并且说：“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实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红？实何以甘？一则何以冲寒而即放？一则何以待暖而方荣？龙谓天地间物莫非阴阳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禀纷然不同固无足异。至发之先后盖天地间有一大元亨利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贞杂然不齐良有以也。”高攀龙认为天地间虽存在着总的规律但万物各自又有不同的规律所以要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还明确地说：“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鸢飞鱼跃是物格事。”显然他主张研究自然事物。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明确地把方以智的“质测之学”诠释为“格物”。王夫之曾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方以智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也就是把“格物致知”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与王夫之同时代的理学家陆世仪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