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清侦探文学译作述评.docx

对晚清侦探文学译作述评一般认为侦探文学发轫于美国作家爱伦·坡其《毛格街谋杀案》被认为是第一篇侦探小说并为后世侦探小说模型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对古典侦探小说文类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所创造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私人侦探的代名词其在作品中使用的侦探加助手的模式也被许多后来的侦探文学作家所模仿。可以说侦探文学在柯南道尔之后才发展成为一种模式固定、结构完整的通俗文学文类。着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教授在苏州大学演讲时提到:(柯南道尔)虽不是这个通俗文类的始作俑者但这个文类却因他而臻顶峰后来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都比不上他直到克丽丝蒂(AgathaCristi)但至此维多利亚时代早已过去她的文风和布局也与柯氏的大异其趣。由此可见柯南道尔在侦探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地位。虽然这位以侦探文学而为世界所认识的作家并不专心于侦探文学创作而是希望在正统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似乎事与愿违无论是在其故乡还是在中国他都是以一位侦探文学作者的身份被世人所知。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正是力图通过柯南道尔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引发的模仿创作热潮从一个侧面来探讨文学翻译和创作与所处时代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一、救国图强梦引发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大量译介隶属于大众文化的通俗文学从来都被认为是为大众提供消遣娱乐的‘逃避性’文本很难和文学性及思想性建立联系侦探文学也不例外。这种文类的定义简单地说就是罪案发生侦探介入利用观察推理等手段找到罪犯揭开谜案真相的过程。虽然作家费尽心机设计的犯案方式千差万别但基本情节模式尤其是古典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都难逃这种定局。以福尔摩斯探案为例作者几乎在所有故事中采取的都是:当事人报案—福尔摩斯调查—犯罪分子伏法—福尔摩斯解释谜底这样一个固定过程。僵化的情节发展模式更给人一种自闭的感觉似乎与时代完全无关更不要提反映社会思潮。这或许是侦探文学的局限所在。但侦探文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道路却非常耐人寻味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些侦探文学在中国的旅程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清末民初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担忧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痛恨奴颜媚骨的封建政府向往代表民主自由富强的西方他们发出了求新求变的呐喊寻找的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学。通过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们希望能够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找到救国救民之路。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无不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这就将小说从以往不入主流的地位提高到救国救民的高度。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有传言称西方诸国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其小说发展的基础上。[1]4这种对小说功能过分夸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大量的西方小说不论雅俗不论质量在救国救民的招牌下堂而皇之地涌入中国。可以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处于翻译的鼎盛时期至于翻译引发创作则是在中国的译者和文人在翻译文学中汲取充分营养之后的事。着名文学史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谈到侦探小说在当时翻译与创作的关系时也认为翻译多于创作而且认为是在外国作品汹涌输入的影响下才有了模仿创作。[2]184-185在这场雅俗合流的翻译盛宴中侦探小说的特殊在于它是以“头盘”的形式出现的。晚清翻译的4种主要小说类型(政治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中最早一篇侦探小说的译本(张坤德所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出现在1896年的《时务报》第6册上该报原为力主改革的《强学报》其宗旨定为:‘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况’提倡变法改良社会和政治现状。政治小说则是2年后梁启超译自日本的《佳人奇遇》林纾翻译的法国爱情小说则迟至1899年科幻小说的翻译文本更是在1900年才出现。[1]28在《晚清小说史》中阿英虽然不无排斥地认为大批侦探翻译小说的产生是翻译发展到歧路上去了。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可以说简直是没有。他甚至指出侦探小说的翻译占当时小说翻译的半数以上[2]190侦探小说翻译在当时的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二、向往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思潮对侦探小说翻译和创作的推波助澜侦探小说在当时译界的特殊地位并非偶然。清末的中国“救亡”已成所有文化承担者的共识。抨击旧制向往西学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尤其是清末改良派和改革派的一系列论战、国粹派与西学派在如何利用西方文化问题上的分歧在客观上起到了更深入地宣传西方新思想的效果。在西方文化输入与中国文化碰撞之时中国知识分子很快注意到中西在人权法制方面的巨大差异并以之认为是社会国力差异的根源所在。因此必欲改之而后快希望通过强调科学与法制而反对封建专制。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法制的侦探文学得到垂青当在情理之中。1904年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