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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法文化特征研究论文摘要: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这个论题自清末变法修律至80年代法学复苏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在今天制定民法典的征途上透视传统民法文化的特征汲取传统文化的积淀对于制定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意义的民法典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内容简单化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二)私法公法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三)法律伦理化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