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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行为伦理选择[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行为；伦理思考；伦理冲突；伦理选择[论文摘要]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在进行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时要进行必要的伦理思考进而在伦理思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一般的伦理选择模式。伦理思考和伦理选择模式的核心是公共行政价值。但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公共行政价值有可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当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面临不同的道德准则或道德价值时很可能会发生伦理冲突。一旦出现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冲突就需要全面认识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功利价值正确看待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准确把握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伦理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在伦理冲突中进行最佳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西方伦理学家一直对行为伦理选择的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美国人吉布森·温特认为伦理学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它是“研究人类心灵指称不同对象的能力的一门科学”一这是因为“伦理学致力于澄清引导这个世界的合乎逻辑的和恰当的价值观它对社会交往中突显和暴露出来的各种可能的伦理问题进行评估。”因而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伦理选择是十分必要的。所谓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指的是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对其公共行政行为做出道德决断即在多种可能的公共行政行为中选择某种符合政府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的行为。一、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思考层次与伦理选择模式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离不开行为主体即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思考。虽然在日常公共行政实践中很少有人表现出对基本价值观的长时间的艰苦思考但是这并不表明政府在做出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的过程中抛弃了其内在的理性的选择逻辑。关于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思考可以分为既相互明显区别又相互密切联系的四个层次它们是表达层次、道德规则层次、伦理分析层次和后伦理层次。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就是在这四个层次中展开。公共行政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一个层次是“表达层次”。在日常公共行政行为中表达层次仅仅是就一些公共行政问题或公共行政事件表达自己的情感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自我的抱怨比如“夹在上司和组织中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政府组织中的人际关系让我不知所措!”这些情感的表达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自发的、包含着公务员个人好恶的或许也是公务员价值判断的最常见的形式。这一层次的伦理思考既不需要提供有关公共行政事态的证据和详细的事态描述也不会为公共行政事态的解决提供理性的处理方法。但是根据这些情感表达是由谁发出的和达到何种强烈程度可以成为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下一步进行系统和理性选择处理公共行政问题方式的起点。公共行政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是“道德规则层次”。这是严肃提出公共行政问题并予以严肃回l答的第一个层次。从这一层次开始思考、指出与公共行政问题相关的行为方式并开始评估各种可能的办法及其后果其依据往往是被政府奉为道德指导准则的规则、格言、谚语例如“以诚待人”、“做一名人民的公仆”、“永远为公众服务”等等。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往往在最初的情感表达过后一方面思考可替代的公共行政行为方法及其可能性后果另一方面将道德规则运用于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通过公共行政行为与道德规则的比照对公共行政行为做出判断。虽然这中间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和系统的思考过程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和零碎的。在基于实际公共行政后果和对道德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大多数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会在这一伦理思考层次完成。公共行政伦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三个层次是“伦理分析层次”。当可利用的道德规则无助于解决具体的公共行政问题或者相互冲突时就需要对道德规则进行基本的再思考。在一般的、常规的公共行政行为中不需要进行这种基本的对道德规则的再思考。然而有时候所面临的公共行政问题非常复杂、没有先例或者影响范围太大以至于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需要反思常规行为标准中所隐含的伦理准则即进入伦理分析层次。例如“以诚待人”在特定场合可能不妥“诚”不一定要求“永远说真话”可以将“说真话”加以限定可以将这个准则变通为“除非会严重地伤害无辜的第三者否则永远说真话”这样“以诚待人”就避免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因为说真话而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这个伦理思考层次不仅需要对冲突的公共行政价值观进行审查以揭示这些价值所支配的相互排斥的公共行政行为方式而且需要将抽象的公共行政价值观陈述为直观的伦理准则以便将一种价值观和对应的公共行政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然后将具体的公共行政行为准则应用到公共行政伦理问题的解决中去。在伦理问题中的对抗性价值被确认并被明确地转化为准则后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便会依其重要性进行排序选择更为重要的价值观所对应的具体公共行政行为从而做出选择。能够做出这种选择的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也随之达到了道德上更加自觉、更加自如的程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