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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五四危机再分析论文[摘要]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合理性出现了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最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笔者认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这种情绪化反应是累计合法性危机的必然后果：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机引起其同构的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危机。[关键词]五四儒学；新文化运动；累积合法性危机一、问题在对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原因的探讨中学术界代表性的解释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种解释范式是转型时代以张灏为代表。张灏认为在转型时代各种报刊和思想以及新式学堂的出现为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欧阳军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说法：“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与外来文化接触自然会反思自己的文化……这种反思便会带有强烈的批判倾向或者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其他的研究尽管结论不同但也未能超出这一解释范式。比如林毓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另一种解释超越于转型时代将五四儒学的这一际遇放到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一解释范式是由金观涛提出的。他在解释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一体化解体后新的一体化意识形态更替这一现象时提出了“超稳定结构”：以儒学的哲学观、价值观为基础的上层大一统官僚机构以及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中层(乡绅自治)和下层(宗法家族组织)组成的社会政治结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就是这一结构在遇到外来文化时发生的转化。就上述的两种解释来说第一个解释无法说明新文化运动只将儒家文化作为反对的对象而同样构成中国文化的道家、法家、墨家却没有受到明确的批判；而且也无法解释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继而化约为纲常礼教等由面到线到点的方式来加以批判这一现象。第二个解释说明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更替是一体化的对解释五四儒家文化遭到批判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定的道理它找到了儒学被整体上批判的一个来源即和政治及其社会的同构。但是这一范式在说明这一问题时认为实体上的儒家文化的被继替与事实不符。在新文化反儒的过程中主要批判的是文化的纲常名教即儒学的意识形态部分而儒学的相当传统不仅没有受到批判而且像陈独秀和还认为儒学的一些东西有价值。二是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法家、道家等文化也没有被批判。这些事实说明儒学只是作为一个靶子：“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儒学作为一个靶子遭到批判这一事实体现了五四新文化健将批判儒学的主观方面而这一主观方面的产生又与中国的大历史背景极其相关。这是上述两个范式不能解释的地方。本文尝试用一种新解释范式——累积合法性危机这一范式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来解释五四时期的儒学危机。二、累积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术语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笔者综合了诸多合法性的定义将其界定为：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个系统认为是最好的信恋。而合法性危机就可表述为失去其成员的孝忠继而被认为是一种不合序统的特性。显然合法性不仅指对政治体系的“最好的信念”它还包括对经济的有效性和文化系统正当性的认同。具体而言是指这样一种特性：以某种系统合法性为核心其他的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解释；一方的合法性和另一方的合法性相互加以解释和论证一方的危机也可以带来另一方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一种相互转化的合法性即为累积合法性由这种合法性引起的危机就是累积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在解释资本主义危机时已隐约表露了这一思想：“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功能自主性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自发性……由于政府采取了行动积极避免了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就转移到政治系统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借用了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问题……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这说明如果经济和政治的合法性没有分离经济的长期有效性失落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使大众将经济的有效性危机转嫁到政治体系上来这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继而为经济、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文化系统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这一定义不是追求新颖它与合法性危机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当性还没有分离时人们没有察觉到合法性的累积性但在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国家它们已经分离即：政治系统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经济系统通过市场经济解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