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文本形态制约要素.docx

伤痕文学文本形态制约要素“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呈现出了自身特有的文本审美形态主题方面呈现为伤痕的揭露与展示对伤痕制造者的控诉与批判对党和国家以及美好人性的歌颂。它在叙述形态上仍然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的影子。这些文本形态的生成受制于诸如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以及读者因素等文学外部环境因素创作水平和创作态度等创作者的主体性因素主流意识形态对创作者的规训与惩罚以及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无意识的认同等多种因素。本文通过考察“伤痕文学”的历史语境对制约“伤痕文学”文本形态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一、文学外部环境因素(一)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结束后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沉浸在对“”倒行逆施的控诉和对“”运动的反思之中。在时代情绪影响下展示十年浩劫中人们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在展示创伤的同时给人们以心灵的抚慰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期间激进派推行的“”文艺路线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看做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造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凋零”的局面。“”结束后“”文艺路线被废止及“肃清”“坚持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党指导文艺的政治方针。贯彻“双百方针”被视为文艺上的拨乱反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道路即文艺“只能‘放’不能‘收”［1］。(二)读者因素“伤痕文学”时期的读者都是“”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浩劫的受害者。“伤痕文学”对灾难的展示和批判以及作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契合着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编辑部从1978年起开始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重要参考之一就是读者的推荐。读者在推荐信的附言中对作品予以肯定指出“近年来出现的短篇小说佳作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以革命的锐气提出并回答了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2］。1979年的小说评选活动读者热情更加高涨“被称为‘选票’的优秀作品推荐表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向编辑部飞来……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张比上一年增长十二倍以上推荐小说两千篇”［3］。二、创作者的主体性因素创作者的主体性因素会直接影响创作过程制约文本的形态。同样对于创作群体来说相同或者相近的主体性因素会直接对文坛的创作趋势产生影响甚至引发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就是由主体性因素相同或相近的创作主体共同演绎而成的创作主体的创作水平和创作态度对“伤痕文学”的文本形态有着直接的影响。(一)创作水平构成“伤痕文学”创作主体的大多是知青作家比如冯骥才、卢新华、金河、孔捷生等这一群知青作家多数都是因为“”而中断了学业当过知青有的还参加过经历过“”的残酷。与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相比他们的创作水平普遍较低。陈国凯曾说自己“是一个学识庸浅的工人作者在工厂里干了20年活……由于水平低、工作忙担心写出来的东西会被编辑同志丢到字纸篓里”［4］。郑义在谈到创作《枫》时说自己“没有什么创作经验”［5］。卢新华是“学起作小说来的有着极低的政治水平和文学水平”［6］。在《伤痕》发表之后卢新华曾经坦言:“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于写它之初还根本不懂得诸多的文学技巧、繁琐高深的文艺理论只是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描绘人的感情和思想作者应该交给读者一颗真诚的热烈的心。”(二)创作态度“伤痕文学”作者有着“”残酷年代的切身体验“”结束后他们仍然面对着成堆的社会问题这些切身体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态度。刘心武在谈到《班主任》时曾说:“创作是出于对十年‘’动乱积存已久的腹诽集中地体现在对‘’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满。”［8］卢新华在创作体会中说:“在现实生活中我越来越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就是我感到有必要用我的笔诉诸我的同志们让他们通过活生生的画面和铁一样的事实更进一步地认识‘’确是地地道道的我们社会的最大祸害……”［6］孔捷生在谈到写作《姻缘》的起因时也说作为一名工人他1972年开始学习文艺创作“但是很快就对那时那套虚假的文学感到了厌倦”［9］。粉碎“”以后“又重新拿起笨拙的笔……感到有很多话要说于是就用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9］。这群知青作者热爱文学满怀激情和使命感。但是他们学养的根基大都源于“十七年”时期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文艺创作观念的影响。在观照现实生活时由于对生活的投视距离太近受到阅历、经验以及理论水平的限制当他们拿起笔来回首“”岁月时所呈现给读者的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伤痕文学”的文本形态了。三、规训与认同(一)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对“规训与惩罚”有着详尽的论述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他详尽地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