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等教导的哲学统一论述.docx

国内高等教导的哲学统一论述作者：杨德齐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本文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不仅是高等教育得以存在的哲学基础也是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哲学基础:“认识论”认为高等教育以追求知识、发现真理、探求“高深学问”作为目标和使命而事实上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实现这一目标和使命的智力和能力高等教育的职能只能由少部分精英去实现因此高等教育应该“精英化”;“政治论”认为大学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应该服务于社会为社会培养尽可能多的、能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应该“大众化”。由于高等教育“精英化”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教育的宗旨是追求“高深学问”而“大众化”以“政治论”为基础教育的宗旨是培养服务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因此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不只是量上的增加二者在内涵上还存在质的区别:1、教育内容:前者侧重于“高深”的理论研究后者侧重于服务社会的知识、技能;2、培养目标:前者培养学术精英、社会精英后者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3、录取要求:前者入学门槛高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后者入学门槛较低可以录取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精英化”与“大众化”在量和质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二者是否能够统一呢?换句话说高等教育能否在实现“大众化”的同时保留“精英化”的存在空间呢?这需要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说起———哲学基础的统一决定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的统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的统一前面已经提到高等教育“精英化”的哲学基础是“认识论”而“大众化”的哲学基础是“政治论”。认识论与政治论二者并非截然对垒而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后者是前者的应用和延伸是“高深学问”的价值实现方式。如果仅采认识论无疑是一种不合时代的保守如果仅采政治论则是高等教育的异化。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也认为应该将二者结合到一起同时认为最好的结合途径是重新探讨当前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将人们追求知识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或者说“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政治论做补充”。即高等教育的功能既包括“追求高深学问”这一手段也包括“服务社会”这一目的。然而本文认为布鲁贝克的“手段、目的”说只能实现认识论和政治论在理论上的和谐、表面上的融合并不能完全回答“高等教育的功能是什么”的问题。首先并非所有的大学都同时具备“追求高深学问”和“服务社会”的双重功能例如高等职业学校以为社会培养职业劳动者为使命一般不涉及“高深学问”;其次即使所有大学、所有专业都毫无区别地以“追求高深学问”为手段并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大学出于就业的考虑一般都会急功近利地以培养职业应用技能为目标以尽可能地缩短学校与企业的距离从而使整个高等教育失去追求“高深学问”的功能甚至造成人类社会进程的停滞;第三从学生个体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智力、潜质等个体差异并非每个人都适合“追求高深学问”。因此“手段、目的”说并未能实现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实现真正的统一。本文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真正统一的方式在于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层次化并据此来进行的教育职能分工即从高等教育的整体概念上来理解“融合”———不同的大学类型或同一大学类型的不同教育层次承担不同的教育职能:某些大学招收少数精英来追求“高深学问”、进行科学研究具有“精英化”特征;另一大学则招收数量上足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劳动者来学习应用性知识、培养职业技能、直接服务于社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多层化分工可以大致概括如下(一)普通高等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的分工1999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因此“大学”(又称普通高等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分属于不同的高等学校类别也应该分别承担不同的教育职能。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高等学校“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从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第一条的规定来看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因此依笔者的理解十六大报告中“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职能主要由高等职业学校承担而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则是普通高校的责任。事实上截止到2008年全国已有高等职业学校1184所(比普通高校还多105所)基本形成了每个市(地)一所高等职业学校的格局该年度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3%这里面高等职业学校功不可没。简而言之普通高校与高等职业学校有不同的分工培养职业化人才并直接“服务社会”的任务应该由高等职业学校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