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概述.docx

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概述摘要2008年传播学者一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传播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又在传播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社会学的地位、传播学本土化的路径西方经典传播学理论的局限以及传播理论在中国新的传播语境下研究的新进路进行了探析和反思。关键词知识社会学传播学本土化经典理论反思研究新进路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