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现代法律史史料使用中的几点体会.docx

关于中国近现代法律史史料使用中的几点体会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却颇能发人深省。尽管法律史界的同仁们都愿意把法律史学科划归到法学门类但其实大家内心里也都十分清楚再怎么说法律史也摆脱不了和史学的干系。既然摆脱不了干系那就得按照史学的规律重视史料问题。从学术上讲有着数千年传统和知识谱系的中国古代史无论在哪个方面都相对较为成熟史料的鉴别和使用也早己形成了一定的规矩因而搞中国古代法律史的除了那些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学术的之外只要不自作主张和别出心裁老老实实地遵循一些基本规律相信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或笑话。然而中国近代法律史则不同尽管最近几年来在法律史学界关注中国近代法律史的学者越来越多有关中国近代法律史的研究在冷寂的法律史学科中大有成为显学之迹象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些研究大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学科发展所必须的一些工具性的东西诸如术语、方法、问题当然也包括史料等等在研究者之间还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甚至说还极少有人关注自说自话的现象还极为普遍。这种现象极大地制约着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深入。凡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近现代史学深入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意识形态问题。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近现代史研究中人为的禁区较多有的学者习惯于用左的思想模式来概括这一问题。笔者以为这一概括未必准确如果仅就中国大陆地区而言如果仅从政治方面去寻找原因的话这一概括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是只要我们把视野扩大一下就会发现在我国台湾地区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这一现象都极为普遍：即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其学术观点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都远远大于那些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同行。二是史料问题。有关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多如牛毛但又极为散乱需要研究者先期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收集、整理和鉴别。最近10多年随着东西方铃战的结束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行那种全球性冷战思维的逐渐被放弃社会进一步开明意识形态问题己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因而史料问题的重要性则更加彰显。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的普及加之时间离我们又较近从而使记载事物的手段、方式、主体以及记载物都成倍增长这种现象无疑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助于研究者们多角度地看待问题使研究者们孜孜以求尽可能再现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可能。但也正是这些史料又如一个个隐蔽的陷阱稍不留意就会给研究者带来巨大的麻烦。浩瀚的文献与史料对于学者来说不知是幸福还是悲哀。最近几年笔者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近现代法律史领域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涉猎诸如制定法、执政党的文件、司法档案、回忆录、媒体的记载等基本史料久而久之发现这些史料中的每一种在使用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并最终就史料的使用方面初步产生了几点不太成熟的想法不揣冒昧提出来求教于从事中国近现代法律史研究的广大同仁。一制定法或许是受新中国法学理念的影响中国的法史学者在研究一个朝代或时期的法制史时大都会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放在立法上极少从司法的角度从动态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法律史以至于我们的法律史专著和教材几乎都成了立法史的作品。这种研究的旨趣和方法对于从事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将获得极大的满足。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法制的建设是由政府和社会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的。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大多数的执政党和领导人都抛弃了起码从表面上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治转而信奉起法治的治国方略坚持法律越多越好法律应该进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理论在法制建设方面采用的是立法先行的模式加上先是学大陆法系而后又学英美；再加之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的齐头并进地方之间相互攀比于是乎在短期之内制订出了许许多多的成文法律大凡当时世界上各国己有的法律不管是否有用不管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当时的中国基本都能找到用中文书写的仿效品。据统计仅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22年中制订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就有近万件。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这些制定法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是只要我们对近现代中国的实际历史稍微深入了解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制定法除了某些特定的时期除其中的一部分之外大都未认真实行还基本停留在纸面上用法社会学的话讲只是书本上的法。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如政局动荡不安政权更迭过于频繁有些法律刚刚制订出来制订者所依赖的政权己经垮台晚清、北洋政府时期就是如此大清民律诉讼律等等还仅是草案继任者为了标榜自己的进步与革命唯恐与前人沾上什么瓜葛因而对于前人费尽心机所制定的法律根本不敢或不屑留意；有的是制定时迫于外国人的压力因而过多地考虑如何与国际接轨反倒忘了中国的国情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民众的生活习惯；有的是单一突进缺乏配套的法规、制度与措施等等不一而足。涉及到政体的我们无须去说只想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