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哲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概念.doc

论科学哲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概念
论科学哲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概念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39）

自从1962年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也许是独立地挺出“不可通约性”(1ncommesurability)概念以来，该概念像“范式”一样，成为科学哲学界的“热门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家杂陈，莫衷一是。就连提出者本人，随时间的推移其观点也有所变化。本文拟对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来龙去脉和有关理解作一简要的评论，并顺便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概念
库恩是在1962年出版的《利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当时他从数学中借用这个概念，是用来描述相继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科学革命的显著特征是新旧范式不可通约。库恩着重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心理学的角度闸发了自己的观点：从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常规科学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与以前的传统不相容，而且二者往往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改变使科学家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格式塔转换(革命前科学家世界的鸭子在革命后变成了兔子)，科学家在革命后知觉和视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在各处与他们先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约。也许是库恩在初始表述中直觉和隐喻起了作用，人们广泛地讨论了意义变化问题，但是却忽略了库恩谈论不可通约性的困难。
茌60年代末，库恩在澄清别人对不可通约性误解的同时，已逐渐开始转向从术语分类学(taxonomy)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不可通约性的意蕴，从而把不可通约性与不可翻译性(intranslatability)等同起来。在1969年日文版的《结构》一书的“后记”中，尤其是在1989年写成、1970年发表的“对批评的答复”中，库恩就是这样做的。他明确指出：在从一种理论到下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单词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虽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变化。此时，无法找到一种中性的或理想的语言，使得两种理论至少是经验结果能够不走样地“翻译”成这种语言，因而我们说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
在1982年发表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文中，库恩对他的不可通约性概念做了认真而深入的修正、阐释与发展。该文中的以下观点值得我们倍加注意。
第一，局部不可通约性。库恩明确指出，等边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边长不可通约，圆周与半径不可通约，从而存在着没有公度(nocommonmeasure)的情况。但是没有公度并非不可比较。相反地，不可通约的量能够在任何所需要的近似度上加以比较。在用于科学理论展开的词汇表(vocabulary)中，不可通约性隐喻地起作用。“没有公度”的短语变成了没有公共语言。于是，宣称两个理论不可通约，就是宣称不存在能够把视为句子集合的两种理论毫无剩余或毫无损失地翻译为中性语言或另外的语言。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其隐喻形式中比在其本义形式中没有更多的使不可通约性意指不可比较。对两个理论来说是公共的大多数术语在二者中以相同的方式起的作用。它们的意义无论可能是什么都被保存下来，它们的译文只不过是同音词(homophonic)。只是对于小子群(通常是相互定义的)的术语和包含这些术语的句子，才产生可翻译性的问题。因此，两个理论不可通约性的主张比它的许多批评者所设想的更有节制，这种受限制的不可通约性称为“局部不可通约性”(localincommensurability)。库恩强调指出，跨越理论变革保持其意义的术语为差异的讨论和为与理论选择有关的比较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它们甚至能够为从中探究不可通约术语的意义提供基础。
第二，翻译不是诠释(interpretation)。虽然实际的翻译常常或者也许总是至少包含小的诠释，但是诠释作为一个过程毕竟与翻译不同。关于翻泽，库恩认为：翻译是懂得两种语言的人所作的事；用来翻译的语言在翻译开始之前就存在，也就是说，翻译的事实并不改变词或短语的意义；译者要系统地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或词串代换给定文本中的词和词串，从而形成在另—种语言中等价的文本，注解和译者序不是译文的部分，完美的译文不需要它们。至于诠释，库恩认为这正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实践的事业。诠释与翻译的不同在于：诠释者起初可以只要求一种语言；如果诠释者成功了，则他便学会了那种语言；即便诠释成功，那种语言也不见得能翻译成诠释者自己的语言；利用诠释，诠释者可以找出并理解无法用诠释者的语言翻译的字和词。
例如，在18世纪的化学中，phlogiston(燃素)有时被作为“从正在燃烧的物体释放出的物质”，有时被作为“金属化的要素”(metallizingprinciple)，有时还用其他说话风格提出来(它减小了空气的弹性和维持生命的性质等)。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