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绝对命令与当代中国.doc

康德的“绝对命令”与中国的实情
发布时间：2007-12-07文章来源：作者惠寄文章作者：虚舟

一、“绝对命令”就是伦理道德

康德认为，“由于我们是人类，具有一种受到感觉官能影响的意志，结果，这种意志的活动可能与纯粹意志不一致，甚至经常与它冲突，这些法则表现为强制的命令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因此，这类法则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

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解释道，“绝对命令，一般又表明什么构成责任。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公式：‘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

康德说的“绝对命令”，“普遍法则”，就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用康德的话讲，就是“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为什么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成为“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呢？

二、“绝对命令”即伦理道德出自人性

就人的本性而论，人是智能动物，能够认识世界，发明创造，不仅适应世界，而且改变世界，在大自然生存竞争的环境中已没有对手。一如西塞罗所说，“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造人是为了两个目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人就是必死的神”。像神一样有能力的人，可能的对手是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同类。为了避免组成社会的人同类相残，保证人类社会正常生活，伦理道德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同时出现，为人类社会提供作为人的行动准则，为人类社会提供作为人的行动力量。

伦理道德有如此的普遍性，康德直接称之为“先验的原则”，认为对于后人来说，“道德法则作为有效的法则，仅仅在于它们能够合乎理性地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并被理解为必然的。事实上，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行动的概念和判断，如果它们的内容仅仅是那些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学得到的东西，那就没有道德的含义了；如果说，有人错误地想通过经验所得到的任何东西来制定道德原则的话，他就已经陷入最糟糕、最致命的错误的危险之中”。

其实，在康德之前近两千年的时候，西塞罗即讲到这个“先验的原则”：“良善的人做很多他们并不指望得什么好处的事，只是出于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才去做。人与低级动物之间有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理性的恩赐，一种积极的、精力充沛的智力，能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做好几件事，并且可以说有一种敏锐的嗅觉，能够洞悉事物的因果关系，能够分条缕析，能够把分离的事物联系起来，把将来和现在联系起来，纵观整个生命过程。而且正是理性使人类对同类感兴趣；理性还产生了语言和习惯的一致性，激发人从友谊和亲情开始扩张自己的兴趣，首先与同胞形成社会纽带，然后与全人类建立社会关系”。

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纽带”，人类的“社会关系”，确实是这样建立在“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的基础之上。

三、“绝对命令”即伦理道德来自历史的源头

人像神是在战胜大自然的灾难中显示出来的。人这个神创造的第一个奇迹是组建人类社会。按传说，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在战胜大洪水中形成，最终领导治水成功的大禹成为英雄，他之后他的儿子启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按传说，西方人是在挪亚方舟躲过大洪水之后，才开始形成社会，后来逐渐出现国家。在这个源头上，伦理道德的“绝对命令”应运而生。希伯来人的“十戒”，是西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印度人的“十戒”，是东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夏朝凭借的“天命”，即中国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

这些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后来的国家制度、法令、法律、文化，不过是对这个基础的引伸和发展。中国和西方的差异，这时就已埋下伏笔：西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面对的是自由的个人，为人的发展留有余地，而人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的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面对的是隶属国家的百姓，不是自由的个人，人只是国家的工具，国家才配有发展的机会。然而，没有人，没有人发展的余地，人不发展，国家也就无从发展，结果就造成中国的国家体制，几千年间虽有分封制、集权制、三省六部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式演变，土地国家所有的基本制度却至今不变，以至于国家还是原来的国家。

东西方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了，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四、“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违背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

这个道理不难想象，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要求的是原则上的应该不应该，不是经验中的有利不有利。应该做的，不利也要做；不应该做的，有利也不做。原则高于利益。而“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则不管应该不应该，只要经验上有利，就做；只有经验上有利，才做；只要经验上无利，就不做。利益高于原则，甚至于是没有原则。无论这种被当作“首要条件”的“有利”多么冠冕堂皇，引人入胜，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必然会和“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是：‘依照一个能够像一项普遍法则那样有效的法则去新动向’”背道而驰。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