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研究综述研究报告.ppt

《长恨歌》研究综述

《长恨歌》是白居易引以自豪，且在当时就广为流传的一首长诗。诗歌以当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为基本素材。然而，对于《长恨歌》主题的阐释与争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一直延伸到今天。概言之有四种之多：讽喻说、爱情说、风情说、多重主题说。这些基于不同主张和视角的诠释，凸显了传统注重内容研究的困境，同时，也正是一个观察与反省各种阐释问题的绝好场所。
四种说法基本可以分为两类，讽喻说、风情说和多重主题说基本属于旧式的诠释，即不仅回答了“文本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也无一例外地把关于作者生平的文本作为解释作品的主要依据，仿佛其重要性超过了眼前的作品一样。爱情讽喻说：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指出，《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是“不可以分离的共同机体”。白诗中不便明言的真正作意“乃见于陈氏传文中”。明皇杨妃故事为唐人所常用题目，逐渐附会修饰，“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陈文还认为，白居易的诗作《李夫人》为《长恨歌》的缩写，可视为白氏“自撰之笺注”。诗旨“鉴嬖惑”与诗中所言“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均有意刺宪宗之多内宠。“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陈氏的这些见解，对后来持讽谕说者启示很大。
杨发恩《〈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它》指出，此诗前半部分讽谕意义甚明，后半部分关于李杨爱情悲剧情节的渲染，对玄宗晚年悲凉处境的生动描绘，以加深其讽谕意义。
王拾遗的《“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认为陈《传》中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个观点就是《长恨歌》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李、杨之间不过是“男贪女色，女图男势”，根本谈不到爱情。不能因为作品以多半篇幅描写了所谓的“李杨爱情”，“就误认为诗人是同情’李杨爱情‘的”，这是“忠实于民间传说的情节使然”。而周文《说〈长恨歌〉》与《再说〈长恨歌〉》强调指出：原先流传于市民中的李杨故事，“基本上是个渗透着帝王威权下降感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却从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出发，将故事整理加工成为“意存讽谕“的。
双重主题说。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詹锳《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论〈长恨歌〉》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看法，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

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爱情说：褚斌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郑秀萍《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读白枫〈长恨歌〉的思想性》中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普遍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罗方《谈〈长恨歌〉》则认为，李杨爱情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
八九十年代持爱情说的学者也不少，其中又以张安祖、马茂元等为代表。他们大多强调把《歌》与《传》分开，把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加以区别，而更着眼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对材料剪裁义理的匠心来探究《长恨歌》的主

题。张安祖《关于〈长恨歌〉的新探索》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对李杨爱情给予同情，主要是唐玄宗“历史形象的复杂性”：马嵬事变后，“唐玄宗前期’好皇帝‘的形象并没有被他后期的罪恶所完全抵销”；人们也懂得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决不是促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尽管后来白居易和人民的出发点仍然有所不同，“但对待玄宗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作者得以基本一致的中心思想”，同时也使作品在当时能够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出这一作品，并使之同民间传说有着“得到“各阶层

的理解、喜爱而广泛流行”。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则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文章认为，沿用历史题材的《长恨歌》，“自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而向壁虚构；然而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
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