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父争权0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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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父争权(职场经验)
1872年开春，天津。29岁的盛宣怀步履轻快地走进李鸿章的府邸，他一路上与侍卫、婢女亲热地打着招呼，眼见是一个熟客了。李时任直隶总督，同时还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是最重要的朝廷重臣。在李公幕府的上百名门客中，盛宣怀只有秀才身份，功名显然是差了很多，不过，在李鸿章看来，这位江苏常州才子的能干却是第一等的。对于李氏发动的洋务运动，他尤为热心，他尝呈信发誓，“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后来，盛宣怀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重要的现代公司的创立，被视为一代“商父”。
这回来见李中堂，盛宣怀带来了一份自拟的《轮船招商局章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便是在这份章程中，他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公司理念。这一理念顽固延绵，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140年后的中国商业生态。
在此之前，洋务派所办企业均为军工，李鸿章见长江航运异常繁荣，且所行轮船多为英日公司，便有心要办一家中国企业与之争利，就这样，轮船招商局也成了洋务运动中第一家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在盛宣怀的倡议下，李鸿章决定要靠民间资金来办一家轮船公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论述说，“华商集资组建轮船公司，由一官派经理指导之，并授予漕运专利以保公司利润……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盛宣怀在《章程》中颇有远见地写到，“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他更是具体地拟订了6条，包括“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为了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盛宣怀提议，朝廷应“准每年分拨江浙漕米40万石交招商局”，也就是说，让新公司有一块保本吃饭的垄断利润。
一段有意味的插曲是，在朝廷批准所奏之后，李鸿章把筹建重担交给了另外一个心腹——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盛宣怀只是一个会办。朱从国库中领出20万两银子，只做官家垄断的漕运业务，而不去拉客货生意，因此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半年下来，业务就停滞了。李鸿章当即换人，任命曾当过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为总办，当过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为会办，并重启盛宣怀所议，大开门庭，广招商股。买办是晚清第一批为外国人服务、因而具备了现代商业精神的企业家，其出手当然与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两人很快招到50万两的民间资本，并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资金，成了股东。在此之前，中国商人做生意从来只能仰官府之鼻息，哪里有平等对坐的资格，更不要说“总账公阅”了，轮船招商局则别开洞天，已经有很规范的公司产权制度了。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当即在长江航运中与洋商大打出手。当时，势力最大的轮船公司是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他们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垄断航运业务。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运业务保证了公司的基本运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贷款，再加上唐廷枢等人的精明管理，让两大洋行感到巨大压力，在招商局成立的3年里，原本赚得手软的洋行竟变得无利可图，太古洋行的面值一百两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两，到年底已是无钱向股东发放股息，而实力最强的旗昌洋行的一百两面值股票也跌到70两，在竞争压迫下，其股东会最终决定把公司转卖给轮船招商局，开价为220万两白银。
当时的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全部资本额75万两，买下旗昌无异于“小鱼吃大鱼”。唐、徐没有办法募得这笔巨款，便与久在官场厮混的盛宣怀商议，盛大为赞许，并挺身愿意出面筹款。可是，当时朝廷实在是国库羞涩，他找到李鸿章，李表示“费巨难筹”，再去找两江总督沈葆桢，沈也“无款拒之”，盛奔走京沪之间，再三晓以利害，李鸿章最后同意从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拨银50万两，沈葆桢则从他的藩库中出50万两，这样勉强筹齐了100万两。盛宣怀再与旗昌谈判，软硬兼施，让后者同意先支付120万两，余款分5年还清。就这样，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为中国水域内最大的轮运企业，徐润日后在《自叙年谱》中承认，“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盛宣怀字杏荪，尊称杏翁)之力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还清所有欠款，还有盈余过百万两，成当时清政府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业，它的轮船还试航英国伦敦及北美的檀香山、旧金山，很是张扬了一番威风。李鸿章对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复刘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企业办得好，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变得活络起来，官督商办的体制矛盾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唐、徐两人出身买办，他们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