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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极具参考价值,如若有用请打赏支持我们!不胜感激!商父争权(职场经验)1872年开春,天津。29岁的盛宣怀步履轻快地走进李鸿章的府邸,他一路上与侍卫、婢女亲热地打着招呼,眼见是一个熟客了。李时任直隶总督,同时还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是最重要的朝廷重臣。在李公幕府的上百名门客中,盛宣怀只有秀才身份,功名显然是差了很多,不过,在李鸿章看来,这位江苏常州才子的能干却是第一等的。对于李氏发动的洋务运动,他尤为热心,他尝呈信发誓,“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后来,盛宣怀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重要的现代公司的创立,被视为一代“商父”。这回来见李中堂,盛宣怀带来了一份自拟的《轮船招商局章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便是在这份章程中,他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公司理念。这一理念顽固延绵,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140年后的中国商业生态。在此之前,洋务派所办企业均为军工,李鸿章见长江航运异常繁荣,且所行轮船多为英日公司,便有心要办一家中国企业与之争利,就这样,轮船招商局也成了洋务运动中第一家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在盛宣怀的倡议下,李鸿章决定要靠民间资金来办一家轮船公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论述说,“华商集资组建轮船公司,由一官派经理指导之,并授予漕运专利以保公司利润……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盛宣怀在《章程》中颇有远见地写到,“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他更是具体地拟订了6条,包括“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为了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盛宣怀提议,朝廷应“准每年分拨江浙漕米40万石交招商局”,也就是说,让新公司有一块保本吃饭的垄断利润。一段有意味的插曲是,在朝廷批准所奏之后,李鸿章把筹建重担交给了另外一个心腹——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盛宣怀只是一个会办。朱从国库中领出20万两银子,只做官家垄断的漕运业务,而不去拉客货生意,因此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半年下来,业务就停滞了。李鸿章当即换人,任命曾当过上海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为总办,当过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为会办,并重启盛宣怀所议,大开门庭,广招商股。买办是晚清第一批为外国人服务、因而具备了现代商业精神的企业家,其出手当然与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两人很快招到50万两的民间资本,并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资金,成了股东。在此之前,中国商人做生意从来只能仰官府之鼻息,哪里有平等对坐的资格,更不要说“总账公阅”了,轮船招商局则别开洞天,已经有很规范的公司产权制度了。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当即在长江航运中与洋商大打出手。当时,势力最大的轮船公司是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他们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垄断航运业务。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运业务保证了公司的基本运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贷款,再加上唐廷枢等人的精明管理,让两大洋行感到巨大压力,在招商局成立的3年里,原本赚得手软的洋行竟变得无利可图,太古洋行的面值一百两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两,到年底已是无钱向股东发放股息,而实力最强的旗昌洋行的一百两面值股票也跌到70两,在竞争压迫下,其股东会最终决定把公司转卖给轮船招商局,开价为220万两白银。当时的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全部资本额75万两,买下旗昌无异于“小鱼吃大鱼”。唐、徐没有办法募得这笔巨款,便与久在官场厮混的盛宣怀商议,盛大为赞许,并挺身愿意出面筹款。可是,当时朝廷实在是国库羞涩,他找到李鸿章,李表示“费巨难筹”,再去找两江总督沈葆桢,沈也“无款拒之”,盛奔走京沪之间,再三晓以利害,李鸿章最后同意从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拨银50万两,沈葆桢则从他的藩库中出50万两,这样勉强筹齐了100万两。盛宣怀再与旗昌谈判,软硬兼施,让后者同意先支付120万两,余款分5年还清。就这样,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为中国水域内最大的轮运企业,徐润日后在《自叙年谱》中承认,“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盛宣怀字杏荪,尊称杏翁)之力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还清所有欠款,还有盈余过百万两,成当时清政府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业,它的轮船还试航英国伦敦及北美的檀香山、旧金山,很是张扬了一番威风。李鸿章对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复刘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企业办得好,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变得活络起来,官督商办的体制矛盾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唐、徐两人出身买办,他们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所以,他们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