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与中国的发展.docx

倪乐雄：海权与中国的发展（转）
——倪乐雄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演讲思想者小传倪乐雄1956年12月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00年度美国国务院新闻总署东北亚安全事务国际访问者。学术研究范围：战争与文化、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国际军事战略、国际政治。出版专著《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性会战述评》，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发表学术论文和时评文章190余篇。八年前，我从战争与文明的角度研究明代郑成功现象时发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陆权主义传统，很难适应以海洋贸易经济为基础的西方海权主义。当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历史的潮流后，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传统，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已经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完成从传统的陆权主义向海权主义的转型、中国未来的海权战略如何适应自身的发展、并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就成了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最近重读马汉（1840-1914，美国海军理论家）《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有关章节，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海权意识的迅速觉醒，与17世纪在英国、荷兰发生的情况十分相似。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这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现象，似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上演。根据历史经验，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最根本的动力是海外贸易。国家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成分不占相当大的比重，也就不存在发展强大而持久的海上力量的基础。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就立志：“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由于那时经济不是外向型，因而海军建设处于落后状态。最近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海洋生命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现实，而“台独”的政治因素则进一步刺激了这一需要。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在被迫投入战争后，因失却制海权而失败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是个典型的例子。1652年到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中，荷兰因无力夺得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不能对自己的商船进行有效护航，在战争进行到18个月时，荷兰的海运事业完全瘫痪，国家主要收入来源的渔业、商业几乎全部枯竭。作坊关闭、工厂停业，国内到处是乞丐，街道杂草丛生，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幢房子没人租用。最后，荷兰只能以接受蒙受耻辱的和约为条件才使国家免遭毁灭。这场战争给正在崛起的英国以及后来的强国一个重要的警示：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若要保持国内的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海洋国家的盛衰同海上力量的强弱相对应的现象，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露出端倪，这是地中海文明贯穿于历史中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今天美国的强大也是同它的海上力量无可匹敌有着密切联系，有人指出：美国的富强之道是一百多年前马汉指引的。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国民经济结构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历史性转换的时刻，海权战略的选择变得十分迫切了。海权战略的现实依据中国未来海权的战略选择，不能简单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理论为依据，而应以世界文明程度为依据。现在全部问题取决于我们对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断。目前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另一种认为中国不应按传统海权观念行事，追求强大的海上力量，因为当前世界形势已今非昔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各国利益互相渗透，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一个国家要保证自己的海上生命线，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传统的“单打独斗”；一个国家控制全部重要国际水道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合作”甚至可能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这派学者还认为：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很可能会刺激现存海上霸权国家，从而引火烧身，弄不好会重蹈德国追求海权最终导致两次大战失败的覆辙。第一种观点显然继承了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观，是建立在以往海权实践的历史经验之上的。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出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上的。对于第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是否肯定不能颠覆传统海权战略的基础？对于第二种选择，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以往的历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肯定不会重复？这两个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因此这两种海权战略的选择的依据有待进一步推敲。那么，中国未来海权战略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观念是对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9世纪这2000多年来海权实践史经验的总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具有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特定时空内的文明性质、程度的派生物。进一步说，马汉的海权理论是“霍布斯法则”的派生物。17世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