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时代性与人民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docx

民族性、时代性与人民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这一科学论断是对一百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与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必然具有世界性，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意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是否排斥其民族性？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时至今日，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使其打上民族性的烙印，使其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方能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绝对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生动的、应该能够被灵活运用的行动指导。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论述共产主义运动时就反对对共产主义进行教条化解释，“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在指导各国的具体实践活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充分尊重考虑到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谈到了如何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卡夫丁峡谷”问题，认为俄国的特殊国情“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俄国作为唯一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至今的欧洲国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认为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看法是对他本人的误解，并对这种机械理解他的理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经典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坚持了尊重民族性这一特点。列宁主义的提出和完善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民族性相融合的特点。比如，列宁在论述国际主义时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这一论断科学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所以他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就要求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之能够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列宁主张应该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应用到本国经济建设之中，提出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建设新社会。然而，实践证明这种不尊重各国实际的做法不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所以列宁很快就指出：试图“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现实证明他们是错的。因此，苏维埃政府很快就根据本国特点调整了经济政策并取得了成功。经过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列宁得出了鲜明的结论，即：“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除民族差别，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曾经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王明从莫斯科留学回国之后，在不了解国情的条件下，片面地把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经验照搬到国内，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泽东则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随着革命的深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