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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性书写
严歌苓被称为北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新移民作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赴美后，她的小说在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频频获奖，她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也夺得多项大奖，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小说题材广泛，时空交错跨度极大，除继续叙写作者已轻车熟路的移民题材外，混乱乡村的传奇叙事、残酷战争中个人命运的悲悯书写、个人成长及家族史的曲折投射都游走于严歌苓笔端，《赴宴者》则是一部直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的现实揭露小说。2002年，著名的评论家陈思和评价严歌苓时，曾称赞她的短篇小说创作“从精致走向大气”，而她的长篇小说从一起笔，如赴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赴美之后的《扶桑》等，都不乏一般女作家所少有的大气与力度。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说，随着严歌苓中西视域的融合以及阅历的积淀，她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超越了“大气”，日益走向厚重与丰腴。
严歌苓是一名执着于探寻书写人性的出色作家，她从特定的历史境遇出发，始终坚持不懈地深入探索人性，表现人物灵魂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挖掘人类共同的美好品格与某种人性缺陷。严歌苓给予平凡个体的深度同情与自然呈现的情怀、对人性宽容客观的态度，和对生命的尊重热爱、对历史的审视和承担，使其作品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温情。《第九个寡妇》以抗战时期河南农村8个年轻
媳妇冒认八路军战士而牺牲自己丈夫的义举为引子，讲述第九个寡妇——15岁的王葡萄，唯一真正认领自己的丈夫而并未能保住丈夫性命，却在随后的“土改”运动中，将被判死刑的公爹救下来，藏匿红薯窖中几十年，最终为他养老送终的传奇故事。小说叙写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四清”、“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文革”，一直到林彪垮台、“四人帮”被打倒、改革开放，甚至于计划生育等等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但作者着力表现的，并非对这些历史事件是非曲直的反思、判断与价值评估，而是着力叙写王葡萄人性的极致。在王葡萄的眼里，历史就是从门缝下面往上看到的许多条匆忙而过的腿，河边的芦苇丛里看到的杀人者的腿与被杀者的腿的替换演变，而不变的是王葡萄的执拗、善良、大度、宽容与生存的智慧。她冒着生命危险把公爹孙怀清隐藏了几十年，只是因为她觉得公爹不是坏人，把她当成亲闺女看待。她对于孙怀清的感情是一种简单而纯朴的人间亲情，没有任何杂质。为了保护公爹，她割舍了孙少勇的爱情和正常婚姻的可能，忍痛将亲生儿子送人，在饥饿、灾荒、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天灾人祸的纷扰中，坚守了一份人性的至善至纯。在这里，“历史仅仅是作家进行叙事的一副‘躯壳’，作家的叙事重心根本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历史背后更耐人寻味的人性世界。作家之所以在平淡无奇、毫无新意的历史背景下塑造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寡妇形象，正是用历史僵固、刻板的面貌来反衬一种自
由奔放、元气充沛、无拘无束的极致人性；其目的是拓展我们对人(尤其是女性)的存在的理解”。
与《第九个寡妇》一样，《小姨多鹤》抓人眼球之处首先也在于离奇的人、事与传奇的故事情节。小说着力塑造了两个女主人公——日本女孩多鹤与中国女人朱小环的形象。16岁的多鹤随家人跟着日本“垦荒团”来到中国东北。1945年日本战败，大逃亡开始，多鹤所在的代浪村村长要求所有的村民共同自杀赴死，强烈的求生本能使年轻的多鹤逃了出来，但命运却不能自主。她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妻子不能生育的中国男人张俭，从此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发生了离奇复杂的关系纠葛。《小姨多鹤》并非仅仅讲述一段历史故事，也主要不在于控诉战争对于个人的伤害，而是透过战争和政治运动来折射人性，表达一个关于人性与爱的隐喻，拷问的仍然是严歌苓小说中反复探索、书写的母题：人性，而且是放置于民族历史之中，孜孜以求其人性情怀。严歌苓通过对两个女主角多鹤与朱小环的形象塑造，完成了她对人性的歌咏、对人情的赞美。日本女孩多鹤善良、勤勉、较真、坚韧。她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被当作一架生育机器卖给了张家，为张家生育了三个孩子。虽然孩子们只能称她为小姨，但骨肉相连的天然血缘关系使她与孩子之间有了某种神秘的情感默契，成为她最大的安慰，也是她活下去的精神动力。她在张家无名无分，但她以卑微、柔弱之身，扛起生活的重担，在贫穷、简陋的张家辛苦着、忙碌着。在几十年沉默隐忍的日子中，多鹤逐渐释放出日本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多情的一面，也彰显出生命内在的尊严、顽强、坚韧与无私，终于赢得了原本对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张俭的真爱，也赢得了最初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张俭原配妻子朱小环由衷的信任与倚重。另一个主人公朱小环是小说中最动人、最具感染力的女人，浑身散发着来自民间大地健康、自由、乐天的气息，洋溢着浓郁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她深爱自己的丈夫，也庇护日本女子多鹤与她为张家所生的三个
孩子，支撑这个洋溢着情爱和温馨而又潜伏着危机的奇异家庭。作为一个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