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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与《文史通义》史学思想之比较的中期报告
《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是中国历史学界著名的史学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旨在对这两部著作所表现出的史学思想进行中期比较。
一、方法论差异
《史通》的方法论是“夫史者，当为政之大鉴；人情之至诚，语言之可靠，必先得之于史。”孔颖达认为历史是政治的大鉴，其目的在于启示人们掌握政治、审时度势、预测未来的能力，因此历史必须是真实、可靠的。他主张优先利用与历史事实有关的“语言之可靠”和“人情之至诚”的史料，如史官之记、嘉录闻见、铭刻碑铭，将这些史料进行比较、筛选和剖析，以获取真正可信的历史信息。这种历史主义方法论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批判传统经义学和诸子百家，阐发了历史研究的独特观点。
《文史通义》的方法论则是“文理并重，以文论史，以史得理。”郑德荣主张史学和文学并重，强调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必须抓住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本质与内在逻辑，并通过对文献材料的深入研究和分析，逐渐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达到史学与哲学的一体化。这种历史辩证法方法论注重人文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内部逻辑和本质规律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讨。
二、对待文献的态度
《史通》极力强调文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认定历史史实的确据必须建立在真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孔颖达强调要善于辨别史料的真伪，主张尊重史实，不可“凭想象据此发挥”。“史有显性、史有暗示”，在后人处理史料时要及时辨析，不能盲目推测，不能利用史料为假、为掩盖事实的目的提供借口。同时，为了丰富史学的实证内容，孔颖达主张扩大史料的范围，除了正史和传记，还可以利用文学作品、歌谣民谣、神话传说进行史事研究。
《文史通义》则对文献具有更加深入的研究，郑德荣认为，研究历史的第一步就是认真研读文献，对文献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发现文献中的隐藏含义，把握作者的心态状态等等。他不仅注重考察文本内部的逻辑性，而且常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古代文献的真实性、主观偏见和历史价值。他的方法论关注历史原始材料的再分析，重新认识文献，回归史实与真理。同时，他也强调了历史的人文学派性质，鼓励为历史世界带来新的文化解释。
三、史学中的哲学追求
《史通》和《文史通义》在史学研究中都体现了哲学追求。孔颖达在《史通》中强调，历史研究是需要兼顾对于史实的认知和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的：“夫史者，以启人智，以展人性，以辨是非，以谆阁善。”孔颖达关注“道”，看中“命运”与“天命”，对于人性和生命的感染在所难免。他通过把历史视为人类智慧储备的一部分与充满朴实无华的存在形式，让人们感受到“大道至简”之真谛。他强调历史研究应该深入人心，给人智慧启迪，带来精神滋养。
郑德荣则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哲学的探讨上，如对传统思想的解构、历史进程的分析等方面。他试图承接中国的哲学优良传统，对历史发展、时代进步和社会进化等主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在寻找历史本质的过程中，引入了更为丰富的哲学维度和见解。他更多地关注历史长河中的“理”，并借此策提出的对于历史抉择的思考，将历史研究的价值观推入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并与史学逐步接轨，推进史学向哲学的融合。
总之，《史通》和《文史通义》两部著作都是历史学界的杰作，其思想与方法论互补互通，特别是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思想，使儒学融入史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和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