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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理论视角下《黄帝内经》的英译

互文性理论视角下《黄帝内经》的英译 互文性理论作为当代重要的文本理论，重点强调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与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契合。 作为中医学术的渊薮，《黄帝内经》是中国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随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日益发展，其英译工作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为顺应时代的需要，臻于完美的英译译本亟待问世。本文以互文性理论为视角，以中外两种文化背景下、不同时期两位译者的《黄帝内经・素问》译本为分析文本，通过对比分析，旨在认知其翻译过程，即阅读―阐释―改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译者不仅要做到语言层面对原文的互文，还要注重文化层面的互文翻译策略。以互文性的角度来剖析《黄帝内经》译文及其指导作用，在国内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笔者大胆尝试，以期另辟蹊径。 一、互文性理论与翻译 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于1969年在其作品《符号学》中最先提出“互文性”(lntertexuality)[1]这一概念。她指出：“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副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2]经过不断的衍化，学术界又把互文性分为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广义互文性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和巴特(RolandBarthes)为代表，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3]狭义互文性以热奈特(GerardGenette)为代表，即“作者创作出来供读者阅读的具体语言性或符号性物品”，[4]他认为每个文本都是将已存的或同时期文本中的内容如马赛克般镶嵌、拼贴并吸收、转化而来，这些文本处于相互参照、相互引用的关系中。 互文性理论引入到中国后，在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在以文本的解构与建构为研究对象的翻译领域，[5]使译界不仅摆脱了结构主义单纯从语言层面上研究翻译的束缚，而且把作者、译者、读者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融入到翻译过程中，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形成一个选择与吸收、创造与变异的互动过程。[6]译者作为这一活动的主体，将翻译分为三个环节：1.译者对原文的阅读。此阶段中，译者扮演读者的角色。2.译者对原文的阐释。“文本的阐释决定于主体汇集各种互文本并将它们同给定文本相联系的能力”。[3]作为阐释者，应全面理解原文中蕴涵着的社会、文化等含义，运用互文性知识对原文本进行深层次挖掘，包括说出作者未尽之意，将暗示明示化以及具体细节中抽象出普遍意义和原则。3.译者对原文的改写。直译无法传递原文的社会、文化等内涵时，译者须对原文进行结构调整或意群重组，采取异化、归化或二者结合的方法对原文改写，将原文中的深层内涵在译文中表达出来，这是译者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笔者认为，无论是广义互文性还是狭义互文性，均强调文本的不确定性，也即意义的流动性;无论哪一种互文，在翻译过程中，都要做到与原文本语言及文化内涵的互文。 二、《黄帝内经》及英译本对比 (一)《黄帝内经》文本特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内容博大精深，包括脏象、经络、针灸、天文、气象等等;语言精辟凝练、奥雅艰深，文本具有模糊性、隐喻性、偏义性、一词多义等特征，而且句式多变、结构复杂、内容层次较多及意合突出。 (二)《内经》的英译本对比。自1925至今，《黄帝内经》的英译本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已有12种。作为《内经》的首部英译本，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Veith)于1945-1946年翻译的TheYellowEmperor’sClassicofInternalMedicine，在中医经典的翻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译者李照国所译《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大陆全译本，YellowEmperor’sCanonofMedicinePlainConversation于2005年出版并入选《大中华文库》。下面将从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对两个版本的译文进行论述。 就语言层面来看，威本以直译为主，注重形合，具有较好的回译性，且语言丰富多变，语境充实生动;李本对基本概念的翻译则以音译为主、释译为辅，篇章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语言概括简练。如《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中“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一句，威本译为“peopleshouldretireearlyatnightandriseearly(inthemorning)withthecrowingoftherooster”。[10]李本为“sleepearlyinthenightandgetupearlyinthemorning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