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docx

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乡镇企业改制了这个意义极其重大是继农业承包之后一次大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经济最基础的结构。”“我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出错。人们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没有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走不远记者:新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从GDP来看一直在以10%的速度增长但即便取得如此不俗的成就为什么社会上仍有一些不满的声音?吴敬琏:我想可能有这么一个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往往是各种矛盾被暴露、被释放而且有时变得激化的一个过程。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就是说:在现代性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旧体制下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冻结的状态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体制可以打破自己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于是期望值就变得很高。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当这个期望值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拉得很大时就蕴藏着一个矛盾激化的危险。我想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世纪之交我们的经济总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前20年改革所积累起来的能量的总释放。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记者:有一般的规律起作用但是不是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在起作用?换句话说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是向上生长的过程简单而明快。比较而言2000年以后是不是更复杂一些?吴敬琏:这样说大体上是对的。但1990年代固然向上也不无遗憾。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是走不远的。但1990年代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步扩大只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有些缺陷被暂时掩盖了。政府成市场主体就不叫市场经济了记者:如果顺着您刚才的逻辑展开过于强势的政府加市场经济本来只应该是一种过渡状态。吴敬琏:对只能过渡而不能一直强化以致成为常态。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一切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1988年经济学界讨论过权贵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权力寻租。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记者:有的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成了市场主体资源配置主要是由政府来完成的。吴敬琏:应该说是这样的主要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信贷资源相当大程度是这样。记者: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的这种形态还叫市场经济吗?吴敬琏:这就不叫市场经济了。记者:我注意到您抨击过“重商主义”。是不是当下的情况跟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更接近?吴敬琏:是这样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记者:除了两极分化“重商主义”还有一个后果您也谈到过就是现在普遍的再杠杆化或资产的泡沫化。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可能不比美国的金融危机小。吴敬琏: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国企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放小”记者:韩国是怎么走出来的?吴敬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在经济上完全改弦更张。从跟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一样的出口导向转到以提高效率作为中心任务。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它马上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请了很多外国咨询机构做了一个规划就是在信息时代韩国应该怎么办。除了讲要提高效率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应该说它的威权主义政府加市场经济模式一度搞得不错受到全世界赞誉搞了八大财团那是世界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