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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西翻译中的礼貌对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方面，语言本身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是该语言社团成员的发音习惯、表达习惯以及语言逻辑习惯长期形成和演变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用以表达主、客观世界的方式也被赋予了该语言群体的民族、文化特征。随着现代翻译学发展，翻译家们逐渐突破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将语境、交际、功能等概念引入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按照等效翻译理论，译者的任务是在译文中再现源语中相同的信息以及交际功能，如面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不同的礼貌表现形式，译者应当在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含义的基础上，兼顾两种文化的礼貌差异，在译文中传达相同的礼貌含义。因此，礼貌对等强调功能的等同，而不是简单语音、词汇、句法层面的对等。本文拟对中西语用礼貌进行比较，探讨如何处理汉语中特殊的言语礼貌现象，以实现汉语-西班牙语翻译中的礼貌等效。
中西礼貌对比
礼貌研究成为语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源于1978年美国语言学家Brown和Levinson发表的专著UniversalsinLanguageUsage:PolitenessPhenomena（《语言应用的普遍现象：礼貌现象》）。Brown和Levinson研究的“礼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讲礼貌”或“讲文明”，也不等于语义上的尊敬抑或褒扬，而是指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人们采取各种语言手段，以创造合作、愉快的交际氛围，避免、减少矛盾，维护、协调、推进双方的关系，最终实现各自的交际目的的语言策略。
语用礼貌的核心是“面子”，即每一个社会成员为自己在公众中争取和保持的“个人形象”（publicself-image）。面子分为正面面子（positiveface）和负面面子（negativeface）。正面面子是指期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赞许或被接纳为同伴，而负面面子是指具有行为的自主性，不受他人的干涉。说话者为了维护双方的正面面子而采取的礼貌策略称为正面礼貌策略（positive-politenessstrategies），反之为负面礼貌策略（negative-politenessstrategies）。
尽管Brown和Levinson的著作提出了研究礼貌的全面、系统的模式，奠定了礼貌语用研究的基础，但他们的研究仍旧基于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安格鲁撒逊文化，其普遍性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了质疑和批评，在此基础上，对礼貌现象的研究也分为语用视角和跨文化视角两大流派。当然，我们认为，这两种视角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一方面，它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面子概念以及为了维护面子而采取策略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规范在各种文化和语言社团中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在各种交际场合所使用的礼貌策略一定遵循某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礼貌规范。
顾曰国（1992）指出，汉语中的“礼貌”起源于“礼”，指的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秩序。“礼法”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中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中国式“礼貌”的重要标准是对社会等级关系的尊重。充分分析和比较中西礼貌现象之后，顾曰国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式礼貌的五大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英语中的面子（face）也可追溯到古代在华英国人所说的tosaveone’sface，其词义源于中文的“留面子”（Mao,1994:454）。Hu指出中文的面子包含“面子”和“脸”两个方面，其中，“面子”是指建立在个人成就、职场地位、经济能力等方面的总体社会地位；“脸”则指的是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尊重社会道德标准和因此而获得的尊重（Mao,1994:458）。在此基础上，顾曰国（1992）也指出“面子”与“脸”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社会正价值较后者的低。“没面子”说的是某人做了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符的事情，并无大碍，而“不要脸”则要严重得多，是说该人做了所谓的伤风败德之事。此外，中西“面子”差异还表现在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在社会价值体系上的不同，如下图所示（贾玉新([1997]2002)：75-76）：
价值第一位第二位可忽略感恩戴德东方西方和谐东方西方谦逊东方西方命运东方集体取向东方尊老东方权威东方西方效率西方东方个性西方东方守时西方东方侵犯性西方东方争先西方坦率西方东方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Brown和Levinson的正、负面子与汉语的“面子”和“脸”并不对等。虽然正面面子与“面子”和“脸”的部分概念对应，但是汉语中缺少负面面子所包含的个人行动的独立性、自主性，隐私权等含义。第二，中西方对面子即礼貌的评估标准不相同，中国文化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对现有社会秩序和价值观的服从，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中西方对礼貌的评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