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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敦煌儒家文献的分类论文

浅论敦煌儒家文献的分类论文关键词敦煌本儒家文献分类摘要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著四大类。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中国学者自1900年得睹敦煌文献为起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在敦煌文献中，儒家类文献虽然占极少的部分，但也已是“入则充栋宇，出则汉牛马”了，不仅卷帙多，种类繁杂，而且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一，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通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①。这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四部分类法不能包括敦煌遗书中的宗教文献、官私文书及胡语文献，这些文献需要另外分类。1958年，王重民把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敦煌古籍叙录》一书，收录经部24种，史部25种（牒、户籍除外），子部62种，集部33种。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四部分类法，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需要修正和增补。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著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经典类儒家“十三经”，敦煌遗书中留存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年代最早为六朝，最晚为北宋，主要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写本。除此之外，与这九经相关的一些注、疏、义、解、音等文献均属此类。敦煌现存儒家九经，可再细分为八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周易类，主要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陆德明《周易释文》等。尚书类，包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陆德明《尚书释文》等。诗经类，有白文《毛诗》，毛亨、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佚名《毛诗音》等。礼记类，主要包括白文《礼记》、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