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doc

法律与宗教
“法律应当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如是说。他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详细的论证了这个观点。从法律与宗教的辩证关系中，他给出了自己的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整体性危机”的方案，即超越法律和宗教的经历死亡并获再生的一种理路。尽管这个思路存有些法学家“梦想”的因素，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不乏强烈的说服力，对于中国现今法治发展颇有借鉴意义。
宗教对于中国来说，莫不是个附属精神品，没有一个宗教能够被国人统一信仰，支配现实生活。即使是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生活的儒家学说，也只是士大夫阶层为建立稳定的封建秩序，而发明的用“礼”去规范人们的生活。虽然它的思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渗入到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支配着封建法律，例如“以德配天”“德主刑辅”“出礼则入刑”，但它不过只是一套治国策略而已，并且这种将法律与道德混合的的方案，也只能在古代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这种由儒家思想支配的法律，凭借残酷的制裁措施作为后盾，牢牢的钳制着人们思想中“个人”“平等”“自由”的因子，人们处于畏惧而一贯的服从，长久的适应便成了顺民。虽然，古代人民的反抗精神令人敬佩，但也只不过是统治者的更换，一个封建王朝取代另一个，深植于社会的迂腐思想从未改变过。所以，儒教并未寻求过对个人生活意义和终极目的的关切，也没有形成普遍性的信仰，只是控制的工具罢了。另外，具有神话色彩的宗教，例如佛教，道教，这类宗教只不过是脱离尘世之外的游离于私人生活和心灵的信仰罢了，它们没有想过参与世俗生活，这毋宁是个人心灵的拯救而不是全人类的“福音”。
在西方，宗教与法律一直有着深厚的联系，甚至在某一时段，教会完全统治者世俗世界。在11世纪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宣布，教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完全独立，同时，他还宣布了他本人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所有教士享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这场改革标志着教会作为最高统治地位，凌驾于王权之上，并控制世俗生活的时代开始了。教会开始了大量的立法工作，其制定的法律充斥着神权教义，圣经中的内容也产生了和世俗法律的一样的拘束力。这就彻底的改变了法律的原本面貌，法律和宗教已被死死的捆绑在一起。但是这种结合并不是公平的，教条教义占据着强势地位，排挤着异端思想，采用各种迷信的方式进行审判，破坏了原本罗马法的正当程序，从而使西方进入了漫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及至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才削弱了教会的地位，王权的力量得以恢复。紧接着文艺复兴运动中，各种启蒙思想的出现，尤其是各种“异端学说”，例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天文学说，对教会的支撑性思想提出了挑战。在随后的资产阶级运动后，各国的法律已很少看到宗教的影子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虽然教会推出了政治和法律统治的历史舞台，但基督教一直被作为人们的信仰而延续下来。
目前西方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危机”，其实质上是，把法律与宗教的过分分离，认为宗教只是个人心灵的活动，与法律无关;法律也只是一系列的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的总和，和宗教对人们生活意义和终极目的关切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没有法律的宗教就会产生“狂信”，没有宗教的法律，就会失却神圣性。伯尔曼认为，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病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宗教也不是一套信条和仪式，它是人们表明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它是一种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献身。宗教内部也需要法律所规定的秩序，法律也需要宗教赋予其神圣行，让人们信任法律，形成一种追求正义的法律情感。法律的正义和宗教的神圣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一种张力，互相影响，而不是一方控制一方。唯如此，法律方可有效的调节人们的生活，因为人们遵守法律并不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而是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尊重，让他们觉得他们遵守的是“自己”的法律。
中国有自己的法律么？回答是否定的。纵所周知，我国的法律大都属于移植性的，隶属于西方大陆法系。有很少的法律利用了本土资源，体现了人民愿望，符合中国人的思想。这种传统思想与西方的现代性法律的碰撞，必然会出现一种难以解脱的困境。不过现在人们正在探求着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这表明一种自己的法律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在造法的过程中，就要注意法律对个人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关切，符合人们的思想，创制出我们自己“正义”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在运用到生活中的时候，人们将不再是反感的态度，信任法律并追求正义成为民众的内心呼喊。在执法的过程中，注意各种仪式和标志，例如法官要穿法袍，法庭要保持庄重，这也有助于加深民众对法律的神圣印象。
也许有人会问何不像西方一样，有统一信仰的宗教，在中国也形成一种全国人民都能信仰的宗教。我想这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因为人们只能对某些普适性价值产生认同感，进而才会去信仰它，然而能综合普适性价值的不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