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战后日本第二次教育改革初探.doc

绪论
对我和其他中国人乃至许多东亚国家的人民来说，日本都是一个具有特别观感的国家，这种特别观感，既有地缘的、文化的、历史的，也包含着个人感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东亚局势中，中日关系对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化角度来看，日本与中国可以说是同文同种，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天然有着一种亲近感。但是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成为国策，19世纪后期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扩张，其军事侵略与殖民统治对亚洲各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战后日本右翼沉渣泛起，不断试图掩盖其侵略行为，推卸战争责任，这使亚洲各国对日本产生了不信任感和防备心。在我看来，日本的文化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学习赶超史”，从唐代开始学习赶超中国，到近代学习西方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经济全面恢复后，日本又有了新的“政治大国”的赶超目标，“学习——赶超”模式就是日本发展的基本动力。我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日本教育改革的观察，从比较借鉴的角度思考，去揭示对教育有帮助的某些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律。
一、 第二次教育改革背景
儒家思想在战前日本传统教育理论基础方面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隋唐时期开始，随着中日两国展开交流，儒学传播到日本，并在日本本土化，成为日本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主要工具，自日本有学校以来，教育大多以儒学思想为主要内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确立了“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开放政策以及“和魂洋才”的改革精神，由此开始大量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种种思潮也传入日本。为了巩固统治，明治天皇颁布总纲性指导文件《教育敕语》，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依靠中国儒家思想来实施国民教育。明治政府仿照西方国家设立“修身”课程，灌输《教育敕语》的内容，强调忠孝义勇、忠君爱国等精神，培养效忠天皇和国家的忠顺臣民。明治后期，日本统治阶级不断强化所谓的“民族精神”塑造，使教育走向了极端国家主义，甚至将外侵略宣传为建设“东亚共荣圈”，使人们长期受到“武运长久、皇国不灭”等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控制，教育完全脱离了应有的内容，成为政治家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并伴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脚步愈演愈烈，走向战争狂热。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投降，明治维新改革之后的所有成果全部毁于一旦，战前教育体系完全崩溃，日本开始了为期6年8个月的美国军事占领时期。根据《波茨坦公告》的内容，美国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解除军队武装，将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和平国家。1945年9月22日美国公开表明占领日本的目的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政府尊重他国权利，对和平负责，支持《联合国宪章》理想与原则所表示的目的”[1]
教育作为社会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美国主导下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全面民主和平改革，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改革既是近代日本教育的终结，也是现代日本教育的起点。第二次教育改革从1945年到1970年跨度20余年，在这20余年间，日本经历了被占领到取得形式独立的不同历史阶段，教育改革的政策跟随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而转变，根据纵向的时间顺序，第二次教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占领时期从1945年8月到1951年底是第一阶段，从1952年到60年代末为改革的第二阶段。
二、 第二次教育改革过程——占领时期
占领时期教育改革按照纵向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具体的时期：第一时期1945年8月——1946年3月，第二时期1946年3月——1949年6月，第三时期1949年6月——1951年11月。与日本其他方面的社会改革相同，第二次教育改革的政策深受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影响，呈现出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特点。
（一） 1945年8月——1946年3月
这一时期教育改革才刚刚开始，在百废待兴的现状下，最重要的是将战争残留彻底清除，才能进行民主化改革，因此这一时期教育政策的改革重点就是扫除军国主义思想。
被占领时期日本的教育改革，由美国占领当局、日本文部省、教育专家委员会三方主体共同推动。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教育系统已基本崩溃，由于美国的空袭，日本的大中型城市被毁坏殆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被迫放弃学习，战争中家破人亡失去亲人的学生比比皆是，“从国民学校到大学，遭受空袭的总计有3556所……据厚生省的统计，截止1948年，全国仍有123500名流离失所的儿童……”[2]战后初期，日本国民对于战争、对于发起战争的领导层、过去的国家政策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人民艰难度日，为了糊口而挣扎，但长期以来的“忠顺臣民”思想仍然制约着他们，国家自上而下的陷入价值矛盾的状态之中。
1945年9月15日，日本文部省制定发布的《新日本建设的教育方针》就反映了这样的矛盾状态，《方针》一方面要求经历过战争之后要从教育入手更加深入捍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