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制度的现状.doc

第一章中国死刑制度的现状
第一节新中国建立后死刑政策的变迁
关于死刑制度，应该说政策、立法、司法是三位一体，政策是灵魂，是统帅，立法是这一灵魂统帅之下的肉体，司法则为此灵魂统帅下的肉体之用。三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死刑制度的最终走向。国家的死刑立法是考察一国死刑政策的主要窗口之一。我国的刑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我们的死刑立法无疑要受制于我国的死刑政策，因此，明确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死刑问题的论点，对于我们理解我国的死刑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对死刑立法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1.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明确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2.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1948年2月，他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重申：“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新中国建立后，他一再强调：“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3.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4.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这是建国初期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做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毛泽东的这些死刑思想，概括为“少杀、慎杀”。“少杀”理解为保留死刑，“慎杀”意味着严格限制死刑。在毛泽东同志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这一政策鲜明地体现在1979年刑法制订中。
二、邓小平关于死刑问题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关于死刑问题的论断，对我国的死刑立法与死刑适用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仍在发挥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死刑保留论。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结束后，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泛滥猖獗，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3件频繁发生。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找刘复之同志谈话时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原因在哪里?重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开始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如何进行“严打”，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播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持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邓小平同志基于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提出了“必须依法杀一批”犯罪分子的思想，顺应了民心。他说:“应该对各种犯罪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对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
可见，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基本刑事政策，邓小平同志在继承了这一基本思想后，又加以发展。在死刑保留论这一基本观点上，邓小平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二）死刑功能论。首先，死刑是一种教育手段。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从而说明，邓小平同志认为死刑具有教育作用，可防止那些现在没有犯罪、但是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的人犯罪，使他悬崖勒马。其次，死刑可以防止重新犯罪。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必须依法杀一批”时说:“……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这表明，邓小平同志深刻意识到重新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犯罪就是要判处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以上论述表明，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继续犯罪”、累犯问题。他强调，对那些屡教不改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判处，要“依法杀一些”，重视死刑对犯罪的遏制功能。再次，死刑能维护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断，1989年，他4曾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他在论述了“要依法杀一些”之后说:“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