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ppt

乔治·奥威尔卡玛在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有着这样解说“在无数人心目中，革命已死，乌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现，但毛的幽灵仍在徘徊，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毛泽东的身影就可能化为希望的象征”。第一，他不是理论家，只是文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政治文学家。
“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员。
第三，他只活了四十六岁，生当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一九五○年，他就走了。他是个前冷战时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战，他只看到个头。但他预言了冷战时期。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参加了）。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革命被革命出卖，自己人杀自己人，输掉了这场战争。
他目睹了左翼杀左翼的残酷场面，体会了自己人背后开枪的滋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创伤。他没到过苏联，但体会过自己人杀自己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是当时的“三国演义”。英美、苏联和德国是世界的三极，就像中国的抗战，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也是三极。三极变两极，都是敌人之中选朋友。
这就是政治。《动物农场》
AnimalFarm何为“反乌托邦”？1、乌托邦（Utopia）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如:
安德里亚（J.V.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19），
康帕内拉（T.Campanella）的《太阳城》（CivitasSolis，1623），
培根（F.Bacon）的《新大西岛》（TheNewAtlantis，1627），
哈林顿（J.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a，1656），
维拉斯（D.Vairasse）的《塞瓦兰人的历史》（HistoiredesSevarambes，1677～1679），
卡贝（E.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enIcarie，1840），
贝拉米（E.Bellamy）的《回顾》（LookingBackward，1888），
莫里斯（W.Morris）的《梦见约翰·鲍尔》（ADreamofJohnBall，1886）和《乌有乡消息》（NewsfromNowhere，1890）等等。反乌托邦（Dystopia,又作anti-utopia）（又译“敌托邦”)
乌托邦所提倡的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程序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可言。
“反乌托邦”主义者关注的正是“乌托邦”社会中人失去自由的非人状态。一个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的人和豢养在笼子里的宠物没什么两样。
“反乌托邦”主义者正是从乌托邦对自由认识的误区着手，开始对“乌托邦”进行思辩式的批判和黑色幽默的反讽。“自由和犯罪紧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着……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飞船的速度等于零，那它就不能飞。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
扎米亚京《我们》人类之所以要向往“乌托邦”，是因为现存社会制度具有重大缺陷。
当某一个超级强人——比如《我们》中的大恩主、《美丽新世界》里的元首、《动物农场》里的拿破仑出现时，政权高度集中的“乌托邦”式社会形态确实可能会出现，前提是科学技术必须高度发达，只有如此才能对社会各个角落及个人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才能摧毁一切外在的反对势力。
所以三部“反乌托邦”小说都有个共同点：故事发生在高科技时代。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人类追求高科技，结果自己却成了高科技的奴隶。“在乌托邦政治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变得缺少主体性，精神特权以及精神财产丧失，所有的人变成了一种精神空白或精神缺损。”（詹姆逊）
所以，唯有通过对乌托邦的反面构建（反乌托邦），通过一种绝望的悲凉对人类生命的冲击，才能给人予刺激和警醒。
何为“极权主义”？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或称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统治），通常意旨：
某一人或政党、特定群体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政策皆由独裁者所掌控，没有第二人或是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例如：法西斯极权）。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具有空前的强度、弥漫性和渗透性，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同极权主义独裁相比，也会显得天真无邪。
从语义学上说，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一切皆属于国家，国家和社会的界线被取消，社会彻底的政治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并用高级技术提供的强制手段把权力推到极限，国家变成一个吞噬掉整个社会的庞大的政治兵营，这就是极权主义同绝对统治等各种独裁统治的不同所在。极权政治的文化表现——语言的霸权一、借助强权垄断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