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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为何结怨郭沫若

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
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准备编纂后来号称“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在日本蜗住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神情大振。他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所谓的“大龟四版”就是一个完整的大乌龟壳，从表面上看分成四大块，每一块上都刻有文字，因而有“大龟四版”之俗称。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罪犯，是蒋钦点的反革命分子，而史语所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直接隶属总统府)，其水火不容的政治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有所冲突，但在如此艰难处境下，尚能坚持分析艰涩的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
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分析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
对于赠送郭沫若拓片的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但没有作更多的讨伐，当然也没有主动与其来往的兴趣了。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宜”与“卓识”等等拍马溜须的刺激，对郭沫若本人却一往情深。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缓和，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又变成了革命的一员，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国，并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着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1942年4月，傅斯年因身体不适，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分析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借此东风，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立即给重庆中央分析院总干事叶企孙去信，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胡闹之至……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之牢骚，也是对郭沫若的轻视之态，但事已至此，任傅斯年如何咆哮也无力阻止。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指斥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恶习，但郭、董的交恶，实在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