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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窃司法适用中相关问题的探讨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其中第39条将扒窃入刑，列举在盗窃罪的罪状之中。至今，《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已一年有余，一年多来，各地“扒窃第一案”纷纷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各地反响来看，“扒窃”入刑确实对犯罪分子有所威慑。但是，司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扒窃犯罪涉案金额较少、是否一律定罪处罚，扒窃构成犯罪究竟判处什么刑罚合适等。对此，笔者拟结合司法实践中的两则案例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

案例一：2011年5月，马某在成都市某菜市场水果摊附近，趁63岁的被害人陈某不备，用随身携带的镊子盗走其1.5元，后被抓获。该案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到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六个月。[1]

案例二：2011年6月，宜昌市公安局水陆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在公交车上抓到一名扒窃分子，犯罪嫌疑人对扒窃行为供认不讳，但因为该犯罪嫌疑人偷的钱包里面没有一分钱，在他们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了解具体案情后表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该案最后不了了之，犯罪嫌疑人在被教育后被水陆公交分局释放。[2]

由以上两则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扒窃犯罪嫌疑人构成盗窃罪的标准在认识上存在差异。笔者曾与同事对此进行探讨，有同事就比较赞同案例一中的处理，其认为对于扒窃不应再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立法者的意图很明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其中罗列了五种情况，它们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扒窃行为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一样都应该定罪处罚，扒窃属行为犯，如果以行为人实际窃取数额来认定犯罪，因为行为人客观上窃取财物为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不作为犯罪处理，会放纵扒窃犯罪嫌疑人，从而偏离“扒窃”入刑的立法意图。

有同事则赞同案例二中的处理，他认为，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改变其盗窃行为的实质，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来看，刑法规定的扒窃乃盗窃罪的一种，属结果犯，扒窃构成犯罪仍应受盗窃罪中有关数额规定的限制，应当以达到一定数额的财产损失认定其社会危害性，从而认定是否成立犯罪。因此，对于扒窃数额较小而又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按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综合两种意见来看，对于扒窃是否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的关键在于分清扒窃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那么何为行为犯？何为结果犯呢？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所谓行为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以发生危害结果为条件，而是以犯罪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标志的犯罪。[3]相对应的，结果犯则是指以特定危害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犯罪类型。由此可以看出，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因为盗窃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盗窃罪。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按照文义解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由此，笔者认为，扒窃应属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都应该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定罪，这也是与扒窃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不过，虽然扒窃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扒窃数额等还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刑法总则第37条之规定，扒窃的最低刑罚仍有适用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直至不予刑事处罚的空间，因此，在审理扒窃案件时，应结合扒窃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判处相应的刑罚。另外，对于那些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还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不以犯罪处理。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扒窃，首先应明确其行为犯的属性，对于扒窃行为人应以盗窃罪定罪。不过，如果综合案中的主客观情形，如行为人系初犯或者偶犯（由此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不大），而且采用的扒窃手段对人身没有危险性或者扒窃未遂、中止等，则可以考虑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其次，在量刑上要结合案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扒窃犯罪的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考虑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甚至单处罚金等刑罚，这样既彰显了刑法对于扒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及惩罚犯罪的功能，同时也做到了罪责刑相适应。

具体到上述两则案例中，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以盗窃罪定罪，然后考虑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即是否有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之可能，如果行为人除了扒窃所得价值较小外再没有显著轻微情节，应以盗窃罪定罪；其次，在量刑上也是应当综合案中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形，如犯罪动因，手段等，判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