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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文学
作者：张中行

新版小记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本小书，可是经历不简单。还是五十年代中期，锡兰（其时尚未改为斯里兰卡）编百科全书，其中中国佛教部分委托中国佛教协会代为拟条目，并物色合适人撰写。条目中有一个是“佛教与中国文学”，物色撰写者，据说是能胜任者都不愿意担任，最后只得用与佛门有关的世俗之法，找不到和尚就抓秃子。负责抓的竟是周叔迦先生。周先生行古道，不下令传而亲自登门，大概推想我也必敬谢不敏，开言就用了绝招，是：“有一件事求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周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师辈，已经明白表示没有商量余地，我只好尚不知何事就表明态度，是只要我能做，我一定遵命。然后是具体说明来意。我知道这不容易，但已没有退路，只得问内容和时间方面的要求。是内容无妨充畅，几万字也可以；交稿期限可以长到半年。于是略考虑内容和格局，就赶写。其时还是公私必须分明的时期，只能用业余时间。总有几个月吧，写完，数数页数，大致是五万字，估计他们是依《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之例，求全，也就不避繁重，于是坦坦然交了稿。过了不久就知道，原来周先生并非编委，“无妨充畅”云云只是推测之辞。文稿退回，说希望压缩成三几千字。这自然更难。其时我很忙，又幸而此事周先生不再过问，我有回旋余地，就以暂时无暇修改为理由辞谢，文稿束之高阁，日久天长，连有这么回事也忘了。一晃混过大大小小好几次运动，到了八十年代初。其时我东食西宿，入城，与多年老友玄翁同室，安徽教育出版社周君找玄翁来约书稿，挂角一将，问我能不能写点逻辑或语言方面的。我说不能。推想是玄翁有撮合的好意，周君不只一次劝说，还说其他性质的也可以。我忽然想起还有这束之高阁的一包，于是告诉周君。他居然表示有兴趣。其后是找出，大致看看，交稿。这就成为1984年出版的那一本，薄薄的，不足一百页。
出版不久，有的明眼的读者就表示，写法是提纲式，主干可取，像是缺少枝叶，希望我加些枝叶，比如能够扩充到二十万字上下，对读者就会有较多用处。出版社也希望我能够这样做。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但照办则有困难。我老了，有生之年，我自认为应该写的，还有不少未动笔，是一。还有其二，是生性不愿意走熟路，因为虽然省力，却不能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所以我还是抱着歉仄之心谢绝了。这次有新印的机会，我重看一过，还是旧的想法，虽然知道秃秃的主干，最好能够生长些枝叶，可是我无力这样做。印书要卖，而未能依照商业化的新潮，适应主顾的要求，我还能说什么呢？不过是略陈成书经过，求得宽厚的读者能够体察下情而已。
张中行
1992年7月1日于京郊燕园

第一章汉译的佛典文学

佛教创始于印度，经过西域传入中国，如果想发扬光大，使大多数人能够信受奉行，就必须使教义得到广泛的传播，深入群众。可是宣扬教义的佛教经典是用梵文或其他外国语言记录的，为了中国人民能够通晓，就必须翻译成中文。佛典翻译是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一则佛典是佛所说或者诸菩萨所解说，翻译时必须严肃审慎；二则佛典的数量过大，不是少数人短期间内所能完成；三则两种思想体系、两种语言各有各的传统，各有各的特点，以此译彼很难恰如其分①。
在佛典的翻译方面，汉魏以来的许多教内大师（其中有不少是西方来的）耗费了非凡的精力，取得辉煌的成就。这中间也是经过发展变化的：起初是个人译，没有什么组织，渐渐发展为规模广大、组织严密的译场；起初是零篇断简，逐渐发展为译几百卷一部的全经；起初是偏重求达，常常不切原意，逐渐发展为求信，要求毫厘不爽。就这样，由东汉末期到唐朝中期的七百年间，佛典中的经律论三藏，已经有很多很多译成中文了。①慧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责，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须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汉译的佛典是宣扬佛教教义的，基本上是哲学著作。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1）译文创造了独特的风格；（2）佛典中有很多优美的文学作品。
一、译文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汉魏时期，一般文人用来表情达意的文字，是后人所称道的秦汉的古文。魏晋以后，散体的古文逐渐趋向于骈俪，语句要求整齐对称，音节要求平仄协调，字面要求秾丽绚烂。不管是古文还是骈体，都是文人习用的中国本土的雅语。
外文的佛典翻译为中文，不得不受三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外文有外文的词汇、语法上的特点，为了忠实于原文，不能不保留一些异于中文的风格①。另一方面，佛典译为中文，要求多数人能够理解，这就不能不通俗，因而不宜于完全用典雅的古文或藻丽的骈体写。还有一方面，佛教教义是外来的，想取得上层人士的重视，译文就不能过于俚俗，因而又要适当地采用当时雅语的表达方式。这样，佛典翻译就逐渐创造出一种雅俗之间的调和中外的平实简练的特殊风格。
①梁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