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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新解过于强调了经济理性
陈季冰
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是在试图“离间”婚姻，也许有点过分。但它确乎通过对婚前财产的“明晰”界定将男女之间的结合变得有点像合伙开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司法解释把《婚姻法》朝《物权法》或《公司法》的方向大大地推了一步。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并不想避讳这一点，称此次解释主要是要解决《婚姻法》与《物权法》的衔接问题。
由于事关每一对夫妻潜在的切身权益，该司法解释一经公开，便引发了空前的争论，它衍生出来的新问题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例如，南京市税务局对房产证加名征收3%的契税一事，已成为近日街谈巷议的热点。人们普遍担心，原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各地税务部门都像南京市地税局那样，更愿意做与人民讨价还价的生意。
仅从夫妻两方面对家庭财产的权利的角度来审视，我认为眼下社会上激烈争辩的两种对立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各自的逻辑缺失。
对“新司法解释明显偏向于强者因而不公正”的批评，我是不能同意的。在一个公正的社会，法律的确应当对弱者施予额外保护，但这种援助主要应当来自政府和社会，而不是强迫其他个体。假如一个穷人仅仅因为贫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赖掉自己的债，我丝毫看不出这里的公平正义。
那种“只要有真情就不必在乎房产证上写不写名字”的道德呼吁，是更加不可取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积极虚无主义”（相对于把人和社会都想像得一无是处的“消极虚无主义”）态度，它把人性幻想得过于高尚，并借助这种幻想逃避可能出现的矛盾。按照这种逻辑，所有事关契约的民法（比如《继承法》）都是不必要的。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反对这次的《婚姻法》新司法解释。
我不是法律业内人士，但根据自己10多年的婚姻经验，我认为，作为一种规范人际关系的法律，《婚姻法》追求的最高目标显然不应当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所谓“权利”和“公平”。因为说到底，在一桩基于感情结合而非金钱交易的正当婚姻中，夫妻双方的付出和收获是很难用“公平公正”来评价的，这里包含了大量不可量化的情感成分。在我看来，《婚姻法》更多地应当向社会传递某种价值导向，即鼓励适龄男女慎重结合，并鼓励婚姻家庭的稳定与持久。这是由于，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婚姻家庭之稳定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基于此前提，因离婚而付出适当代价是理所当然的。简言之，《婚姻法》应当促进夫妻双方更好地融为一体，而非保障和鼓励他们在婚姻内各顾各的利益。显而易见的是，此项司法解释与这种理想背道而驰。
当然，随着社会财富以及人们对它重视程度的增长，家庭财产问题确实日益复杂。我们对此不能假装没看见。但问题在于，任何一部法律，都只能解决一个核心的社会规范问题。如果不切实际地指望用《婚姻法》来解决财产问题，那就必然导致目前这种乱象——从最近两周以来房地产市场上的不正常骚动来看，法律的变动非但没有成为引导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指南，反而使人茫然无所适从，这还不包括它在原本和睦平静的婚姻中平添的不快、猜忌甚至裂痕。照此逻辑进一步推演下去，如果一对夫妻中的一个人月收入2万，而另一个人月收入只有2千，那么前者就有权利主张：一旦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他（她）应该占有80%。如此一来，则《婚姻法》真的可以被《公司法》取代了。
婚姻是奠定一个人一生幸福的最重要的基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人生最大的一次“赌博”，只是赌注不是金钱，而是感情和幸福。如果有些富裕者确实对未来的婚姻及配偶缺乏信心，那么他（她）完全可以到政府的公证部门去做婚前财产公证。现在，《婚姻法》新解帮助这些婚姻怀疑论者确认了其偏执的经济理性，却轻率地背离了它应当鼓励婚姻稳定持久的根本目的。

婚姻法不是“与丈母娘关系法”
王佩
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被人戏称为“与丈母娘关系法”，因为其实质内容可以概括为两条：“婚前买房谁首付产权归谁”，“婚后父母给儿子买房归儿子所有”，在一些人看来，这两条司法解释都是针对“无房不嫁女”的丈母娘做出的，对抑制房地产的“刚需”和“丈母娘需”意义重大，从而使房子不再成为男女走向结婚礼堂路途中的最大障碍，使感情的归感情，金钱的归金钱。
但是新的婚姻法释法也给人们带来很多困扰。研究法律的专业人士发现，从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到（三）第7条，最大的变化就是一方父母婚后为儿女购房，从比较模糊的赠与夫妻双方，到今天的以产权登记为准。这对于出资方是一种保护，但同时也过分强调了财力付出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的婚姻和家庭法中，都把房产当成家庭资产的一部分，当夫妻双方面临离婚时，法院将对其家庭资产进行分割。以英国为例，在1973年通过的《婚姻法案》中，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无论财产在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法官都可以决定这些财产的归属。但是法律优先考虑的是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保障权，孩子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