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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语境下的流散写作
李庶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泰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摘要]流散现象是近百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这种现象的出现造就了流散写作的诞生。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流散写作已经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流散作家们往往具有双重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了解他们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心灵世界和文化身份的变迁,对我们认识全球文艺格局的新趋势、新规律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流散写作;文化身份;后殖民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590(2007)02-0033-04
[收稿日期]2007—02—17
[作者简介]李庶(1980-),男,山东泰安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05级研究生。

流散(diaspora)原是希腊词,在希腊文里diaspora指种子或花粉“散播开来”(tosowΠscatteracross),植物得以繁衍;自《旧约》以来,这个词长期与犹太民族流散世界各地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犹太人亡国后,被迫流亡世界各地,颠沛流离,增添了在家园以外生活而又割不断与家园文化种种联系这层涵义。现在流散已不仅局限于犹太民族的历史经历,而指因一定原因被迫放逐或主动放逐,离乡背井,客居他国,以及对家园的种种感情。在当代的文化创作和文化实践中,流散成为一种新概念、新视角,含有文化跨民族性、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涵义,也颇有德鲁兹所说的游牧式思想的现代哲学意味。
一、流散写作的由来及流亡作家(diasporicwriters)
古希腊人用流散指当时的人口流动和殖民状况。流散在《旧约》出现时,指上帝有意让犹太人散步到世界各地。直到二三十年前,Diaspora一词主要是和犹太人散步在世界各地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由于这种种联系,流散获得了这样几层含义:第一,某个民族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家园到异乡生活,却始终保持着故土文化的特征。第二“,历史受害”心态。公元前6世纪,耶路撒冷被毁灭,犹太人被奴役,走上流放之路;之后,巴比伦国王又对犹太人的反抗实施残酷镇压,流散因此和“受害”(Victimhood)心态联系在一起,从此也就有了受害流散群体一说。第三,巴比伦虽然是犹太人蒙辱之地,也是他们文化再创之处。例如,犹太人在采用巴比伦日历、阿拉伯语的同时,还将自己的神话、传说、历史、法律记载等汇集成雏形的《圣经》。移居地于是也有文化再创之地的涵义。
今天流散写作包括了跨民族性的文化、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内涵,是后结构、后现代、后殖民时代复杂表意过程中一个灵活的能指(adynamicsignifier)。从流散新视角来看“,家园”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的空间“;家园”不一定是落叶归根的地方,也可以是生命旅程的一站。但是,流散之所以为流散,一定包含两个和多个地点,一定将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联系起来;流散思维一定是跨民族的、翻译的、混合的。因此,许多超出移民或移位社会现象之外的实践,如具有翻译的、混合的文体、音乐风格等,都具有“流散性”(diasporic)。英文形容词“流散性”使用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后殖民文化实践必然有将此与彼关联的跨民族特征,此种文化现象也具有了流散性。流散的视角常立足于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在此意义上具有“当地”特征,但“当地性”只有在跨民族的时候才是流散的。此外,流散视角常用以挑战某些以同化意识为目的的国家文化界限。比如,美国的“族裔”文学的定义,以往常以族裔群体的所谓“美国”经历为界定,而从流散视角看,这种“族裔”概念隐含着“同化”的国家意识,排斥了美国各群体的国际性历史。这些群体(如华裔)的文化和历史,必然与其跨民族历史关联,才切合其实际。流散写作作为超出单一民族的范畴产生的文化现象,流散在美学和文化的判断上,有别于长期以来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文学文化思维。我们可以从当代一批优秀文学作品中体会到这种跨民族美学和文化判断的力量。其中一些作家包括阿契贝(ChinuaAchebe)、纳博科夫、莫里森、奈保尔、戈迪默、库切、拉什迪、翁达杰、苏莱利等人。有趣的是,这些作家虽然都是流散型的,但流散特性不尽相同。纳博科夫的流散是在放逐中对俄罗斯和欧洲的再造;莫里森具有非洲流散的文化和政治想象;戈尔默、库切的后殖民流散性产生于他们的“帝国流散”经历;阿契贝、拉什迪、翁达杰、苏莱利等在西方国家重写他们经历的殖民历史,形成很不一样的文体风格。奈保尔的流散不仅在于他本人的多文化自传,而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混合型加勒比文化本身具有丰富的流散性。流散的多意性,由此可见。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一大批离开故土流落异国他乡的作家或文化人便自觉地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有人把这个群体命名为“流亡作家”,也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