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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

贯穿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鲜明的思想主题是“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创新，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创新，关键都在于坚持与时俱进。在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与时俱进的建设步伐中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从实践上看，与时俱进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指导思想上看，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作为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不仅体现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发展逻辑中。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空定位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特有的真理边界和适用范围，有自己存在的理论时空，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域内，理论具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当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的时候，一般的理论由于无法面对新的实践环境而从此就终结了自己的理论生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并非是有超边界和超时空的功能，而是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当社会实践在时间的变化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总能把这些新的矛盾统摄到自己的理论观照范围中来；当一个全新的环境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时，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现有的理论内容简单移植过来，或照抄照搬别处的成功经验，而是在认识具体的国家和民族特有的内外矛盾过程中创造新的理论质点。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随着社会历史时间的变迁而改变其形式或内容，以适应时间的变化引起的社会实践的主客观条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情况的变化；其二，随着地域空间的变动而改变其形式或内容，以适应应用范围转移或扩大而面临的不同地缘特点，包括不同的民族文化风格、社会心理、生产力水平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与时俱进”中的“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范畴，而是一个时空范畴，它实际上指称的是“社会历史时空”，社会历史时间和社会实践空间的变迁都会推动马克思主义产生新的理论飞跃。在社会历史时间的变迁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由于社会历史时间跨时代的跃迁，马克思主义改变针对上一个时代特点的具体结论，根据新时代的实践主题、矛盾状况、主客观条件提出新的思想。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根据欧洲革命形势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胜利论”，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P86)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内部矛盾加剧，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了突破帝国主义阵营的最薄弱的环节而取得成功的契机，因此，列宁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P554)从“同时胜利论”到“一国胜利论”，突出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自身的品质。第二，由于时间的推移，事物的本质更深入、完全地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会发现原有的一些观点不完全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这必然促使他们结合新的实践改进错误、发展真理。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商品和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他说：“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3](P303)列宁最初也持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4](P75)后来，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列宁经过反思后提出了不少与这个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新思想，并制订了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理论内涵的丰富和运用范围的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内容的增加、形式的多样化无疑是其不断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日渐为世人的实践所证实，理解、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地域越来越广大，这也是一种发展，而且这个方向的发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宗旨。但是，马克思主义运用范围的扩大不是简单的“传教”式的思想传播，而是一个和新地域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再创造过程，在新环境中的实践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比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中国化)，创造出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新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定位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但有时间限度，而且有空间范围，对欧洲适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一定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