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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乐教”的启示
孔子对周公制礼作乐，以安天下十分推崇，因而也格外重视“礼”和“乐”在培养人、教育人中的作用。“乐教”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视“乐教”为人格完善的最高层次。身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孔子，把“六艺之学”作为讲学的基础内容，把社会人生之学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他重视向学生传授“诗”、“书”、“礼”、“乐”等经典知识，更重视向学生传授他所谓的“道”，培养学生树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信仰，以担当起“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重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他为学生指出的努力方向和生活道路，这里的“艺”，就是“乐教”的主要内容。孔子反问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失去内心的“仁”，那个“礼”该如何运用呢？一个人如果失去内心的“仁”，那个“乐”该如何运用呢？在这里，他提出了培养人、教育人的三个基本要素——“仁”、“礼”、“乐”。在他看来，“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礼”与“乐”的内在依据。而“礼”与“乐”体现在人的行为举止、仪表仪容、形体形态等等方面，又是人的情感的外在表达，是“仁”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孔子向来以“礼乐”并称，这是因为二者既有不同的功能，又有密不可分的互补关系。《礼记·乐记》对礼与乐的联系与区别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指出：“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就是说，“礼”的要义是一个“敬”字，其基本功能是规范人的等级、节制人的行为。“乐”的要义是一个“和”字，其基本功能是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境界。一个人如果只有“礼教”而缺乏“乐教”，就会成为一个呆板、拘束的人；如果只有“乐教”而缺乏“礼教”，就会成为一个放荡不羁的人。这两种偏向都不符合“仁”的精神。只有把“礼教”和“乐教”结合起来，才能使内心的“仁”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说，学“礼”能使人在社会上立得住，而学“乐”才能使这种“立”得以完成。这说明就教化的功能而言，孔子把“乐”看得比“礼”更重要，是一个人品德养成、人性完善的最高层次。“乐教”的本质特征在于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境界。孔子所说的“乐”是广义的，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等，与我们今天的文艺大体相当。“乐记”认为，禽兽知“声”而不知“音”，普通民众知“音”而不知“乐”，只有受过良好教育而有文化的君子才能知“乐”。“乐”起源于人的情感，是人心受到外物刺激有感而发的产物，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是自然万物中最为复杂的高等动物，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礼”的教化功能在于培养人的理性自觉。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人要立足于世间，就必须学“礼”。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自身，才能抵御各种诱惑，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坚定地追求美好的人生。“乐”的教化功能与“礼”不同，它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情感，尔后再深入到人的理性。正如孟子在《尽心上》中所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他认为单纯的说教不如音乐能深入人心，从而产生更为深厚的感动、教育作用。实际生活也证明，无论是欢快的音乐给人带来的愉悦和振奋，还是悲哀的音乐给人带来的伤感和沉思，都能深深地打动人心，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因为如此，“乐”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学“礼”懂得了规矩以后，还需再经过“乐”的熏陶，才能把它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内化为自身的修养，从而完成“立”的过程。这种寓教于乐的传授途径与方式，是最切合于人的本性的，也是孔子“乐教”的目的所在。“乐教”的内容要有选择，尽善尽美是基本标准。按照“立于礼、成于乐”的要求，孔子审视“乐”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善”，一个是“美”。“善”体现的是“仁”，这是政治标准。“美”体现的是一种听觉和视觉上的感受，这是艺术标准。相传《韶》是舜所作的乐舞，孔子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故而对《韶》极为推崇，情有独钟。学生颜渊问他治国的方法，他说，推行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用舜所作的《韶》这个乐舞。他在齐国时，听了“善”与“美”二者兼备的《韶》乐以后，竟然陶醉到三个月不知道肉的味道。而对于郑国的音乐，孔子主张舍弃它，因为“郑声淫”，弥漫着淫秽之气，使听者沉溺而丧志。孔子还特别重视“诗”对于人格完善的重要作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运用有节律、有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学体裁，孔子告诉学生，学诗的作用就在于“兴”、“观”、“群”、“怨”四个字。学诗可以激发人的兴致，培养想象力；可以多识鸟兽草木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