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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史角度论直译和意译

摘要：本文详细探讨了中国翻译史上各代名家的翻译原则，尤其是对直译和意译的看
法，没有纯粹的直译或意译，应该辩证地看待直译或意译，可以直译的直译，不可以
直译的，在忠实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意译。

关键字：直译意译结合译史

直译和意译一直是翻译界的热点话题，古时就有的文质之争，其实质就直译和意
译之争。直译意译到底孰优孰劣呢？

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按时代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在各个时期，翻译家评论
家都对直译和意译有不同的看法：
古代：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
近代：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
现代：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
当代：新中国成立以后

古代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

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也有人认为东汉（公元1-2
世纪）的佛经翻译才是中国文字翻译的开端。而佛经究竟起于何时也有两种说法，史
学界、佛学界公认公元67年《四十二章经》翻译为我国译经事业的开端，另据《高
僧传》记载，东汉僧人安世高于公元147-170年抵达洛阳，将斋来的佛经译出34部，
为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直译者的代表。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史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东汉至西晋）：安世高、支谶、支谦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中期（东晋支隋代）：鸠摩罗什、彦琮、道安等为该时期重要翻译家和翻译批评家
后期（唐初至唐中叶）：佛经翻译全盛时期，玄奘为当时主要翻译大师

支谶主张“弃文存质”，不重文词，但存本意，与安世高一样是我国译史上最早的
直译者的代表。而支谶之徒支谦在其《句法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谈
及翻译哲学、翻译美学、文与质的关系以及翻译标准等问题，其观点类似于“信达雅”，
为其后严复提出“信达雅”理论作了充分理论准备和有力的理论支撑。支谦主张意议，
把雅作为佛经翻译标准。道安主张直译，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辩证法思想。
鸠摩罗什提倡“以信为本”，认为译文应该达到信与美的统一，为佛经翻译意译派的
代表。隋代彦琮主张“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即宁可质朴，把道理讲清楚，
而不讲求技巧背离原意，是一位直译论者。唐代玄奘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主
张“即须求真，又须求俗”，即重“信”又重文体，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

佛经翻译长达千年，对文与质，即直译和意译，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论，这些
古代翻译思想至今仍然有深远影响，总体而言，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获得了最多的
认同。

近代西学翻译时期

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时期为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
期，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由佛经转向科技。中国翻译进入一个
新时期。

明清科技翻译高潮
1606年，杰出代表人物著名翻译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几
何原本》拉开了中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主要翻译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自然
科学领域文献。梁启超曾赞《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但这一
时期为外国人主译，中国人笔述或润色，或共同合作翻译，没有在翻译史留下理论财
富。

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时期
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一批忧国忧民的中国有识之士，发愤图强，致力于向西方
学习先进科学文化，中国译史出现另外一个翻译高潮，大量翻译各种西方科学哲学等
方面文献。这一时期又分为洋务翻译时期和维新翻译时期。

洋务翻译时期的主要翻译家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华蘅芳是杰出数学家和翻
译家，徐世昌的《清儒学案》评价其译笔“文辞流畅”、“足兼信达雅三者之长”，从
中可以看出华蘅芳实际偏向意译。值得一提的是来华传教的傅兰雅和伟烈亚力。傅兰
雅对中国译史颇有贡献，提出翻译应该“不失原书要旨”“易于领会”，即译文应该忠
实原文，同时应易于理解，不应生涩。可见其实际主张直译与译意的结合。这些翻译
家的最大贡献是科技学术名词的统一，傅兰雅和徐寿提出著名的“译名七原则”：“第
一条尽可能意译，而不音译。第六条译名在各场合都要符合原意，不致矛盾。第七
条译名要有灵活性。”可见他们主张既要忠实原名，又要灵活意译。

维新翻译时期广设译学馆，培养大量翻译人才，翻译规模巨大，涉及广泛学科，
译作数量远远超过洋务翻译时期。这一时期，章士钊、胡以鲁、容挺公、朱自清等人
掀起了一场对中国译史影响深远的“译名大讨论”。章士钊主张音译，而胡以鲁、容
挺公、朱自清等则主张意译。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辜鸿铭、马建忠、梁启超、严
复和林纾等。辜鸿铭深受马建忠影响，是马建忠“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
堂奥”的“译才典范”。林语堂对其评价至高“他事实上扮演了东方观念和西方观念
的电镀匠.....辜鸿铭的翻译永远站得住脚，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
对它们较深奥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的愉快结合，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
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