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出版业问题探究.doc

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中国图书出版业问题探究①一、现状的分析二十世纪的脚步声终于远去了，五十年的辉煌也就成了过去。世纪之交，中国图书出版界对五十年出版业的辉煌已作了十分充分的肯定和讴歌，然而这种肯定与讴歌更多的是从纵向的视角去展开的。确实，回顾我国图书出版业走过的50年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进步是巨大的，出版社由1978年的105家发展至今的566家；出书品种由1978年的17000种、37亿册到1998年的130613种(含重版书，下同)、72.39亿册；销售纯收入由1980年的15.49亿元到1998年的347.42亿元；利润由1978年的3亿元到1998年的46.49亿元，简单的类比用“繁荣”来描绘中国的图书出版业也是实事求是的，“朝阳产业”的提法也是站得住的。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对中国图书出版业作一个横向比较的话，差距之大也是令人咋舌的。日本年出新书4万种，再版书达20万种，可供图书30万种；德国年出新书5万种，再版图书达30万种，可供图书70万种；中国年出新书(1998年)7.4719万种，再版书5.5894万种，可供图书10万种。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仅以此现状就冠以“繁荣得很”岂不滑稽!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年出书1540种，报刊56种，销售24亿美元，占市场的10%；我国出书品种最多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书1958种，而销售最高的却是江苏教育社，1998年发行码洋仅达7亿元人民币，差距之大令人汗颜。再看世界图书市场，美国占了其中22%的份额，法国为17%，德国为14.7%，中国97年出口图书1209万美元，占市场份额0.2%，差距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即将“入世”，以这样的实力如何去与国际出版业抗衡，从中争得一席之地，更不谈中国图书出版业以上这一组数字中又有多少问题暴露出来。因此，世纪之交，回眸已经逐渐远去的20世纪，我们图书出版界应该看到些什么，应该去想些什么，任何学科研讨注重的只能是问题。津津乐道于过去的繁荣(且不谈这种繁荣的程度如何)是没有出路的，成就只能代表过去，问题却关系着明天，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那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在哪里?首先，应根据对现状的分析归纳问题的所在，问题的实质，尔后才是追根求源去探究问题的根子所在。如果在这里对于我国图书出版业目前的现状用以下三句话来概括的话，不知是否过于偏激：“所谓的繁荣掩盖了泡沫现象，利润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政策的保护掩盖了潜在危机”。二、问题的提出承认存在的事实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对待50年的出版成就，我们要讲透讲足，那是为了树立起自信心，对图书出版业暴露出的问题刨根求源，那是为了树立起新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我们今天研讨的真正动机。问题之一：有序竞争尚未形成。新闻出版署1996年1月发出的《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市场。然而，回顾过去中国的图书出版业，有序竞争的目标远未达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垄断依然存在垄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经济竞争中优胜劣汰而自然形成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是动态的，处于垄断地位者决不会高枕无忧，因为也许一夜之间垄断地位就丧失殆尽。而另一种情况是政策保护下的垄断，这种垄断能量之大是无可比喻的，只要政策不变，处于垄断地位者决计可以高枕无忧，而我国的图书出版业目前存在的垄断正是这一种令人遗憾的垄断。出版专业分工是造成这种垄断的主要条件。诚然，出版专业分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图书出版业的稳定和发展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不必讳言。然而计划经济的堡垒在中国大陆一个个被攻破，同属于计划经济范畴的这种出版专业分工继续在维持，因而形成垄断局面是十分自然的，难怪有这样一种说法，“出版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没有必要去讨论是否真的是“最后一块”，但已经不多见总是事实，面对那些依靠政策或政府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出版资源的出版单位去谈什么市场竞争几乎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那些希冀印数能达几千册、上万册的出版社面对印数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出版社，有序竞争又从何谈起。(二)游戏规则尤待建立图书发行市场的垄断以新的形式不断演变，二渠道由于其本身的无序性决定了它至今未能在大陆图书市场取得正统的地位，即使有几次全国性大型活动允许其进入会场，也不过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这些相对守规矩的经营户也就战战兢兢地领受了恩赐。然而“小妾”地位毕竟是不牢固的，扫地出门的结局随时可能出现，这也导致了二渠道逐步联合起来，在全国性大型活动的附近场所搞地下活动。非国有渠道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表现出的各种不规则行为加剧了发行市场的无序竞争，影响了图书发行业的形象，国家大量的税收白白流失。主渠道一方，力争扮演中盘角色的新华书店，尤其是省级新华书店，凭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