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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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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论选读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著作非常多，我们遴选出其中主要的四家进行讲解、学习。这四家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选读）、钟嵘的《诗品》（选读）一、魏晋南北朝文论的总特点从东汉末年开始，儒学逐渐衰落，玄学应运而兴。所谓玄学，实际上主要是老庄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流变，体现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尤其是如此。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是由道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例如，这一时期的许多文论家都极力推崇自然清新之美，都倾心于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都注重研究文学的审美特征等等，这很明显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庄道家的文艺观。首先，文学创作主题的变化。汉代由于受经学的影响，文学成为宣传儒家礼教的工具，文学创作的主题大都以政治教化和美刺讽谏为中心。到汉末魏初，逐渐转变为以写个人悲欢遭际为主了，着重抒发个人喜怒哀乐之情，描写个人的曲折经历，以及对**现实的深沉感慨。从表现社会政治主题到刻画个人内心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其次，文学思想的变化。创作上的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思想上就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在理论上认识到文学创作是在抒情中言志的特点，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魏晋南北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再次，对创作个性的强调。与上述文学创作主题与文学思想变化相适应，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中，特别重视要体现作家特殊的创作个性。从文学创作看，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缠绵悱恻，曹植的诗歌慷概多气。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经学时代，人们的个性往往是受到压抑的。文学要为封建礼教服务，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只能表现“天理”而不能描写“人欲”。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个性的高度重视，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第四，重视对文学创作本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鲁迅先生说当时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就这一时期所留下来的一些主要文论著作看，也都不排斥儒家的文学思想，他们往往是在论说文学的外部规律时，认同儒家文论的路数；而在阐释文学的内部规律时，则主要是承袭道家文论的衣钵。诸如西晋陆机的《文赋》、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大都是这样。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总特点基本上是儒道结合，外儒内道，而以道为主。当然，这一时期的文论家们很有水平，他们并不是、也不屑于简单地抄袭或沿用前代儒、道两家的文论资料，而是在前人基础上作出了许多深刻的精辟的阐发，从而形成了自家的理论特色，甚至构建起了自己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他们对文学的许多问题都作了非常深入的思考，例如关于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关于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问题，作品的艺术风格问题，文学的体裁种类问题等等。他们在阐述自己的文学理论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和命题，诸如“文气”说、“缘情绮靡”说、“神思”、“意象”、“体性”、“风骨”、“通变”“定势”、“隐秀”、“物色”、“知音”、“直寻”、“滋味”、“声律”等等。二、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187—226）是汉魏时期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精心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一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后来《典论》一书失传，《论文》这一篇幸亏被选入南朝时期的《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我们讲过的先秦两汉的一些文论都不是专门的文论文章），它是第一篇，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㈠译文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