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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导向型英语教学模式
灯塔路小学李欣
中国人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学习英语的。这个环境既指生存的外部文化环境，也指个体的心理环境，即受中国文化制约的行为、认知模式等等。这两种环境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中国人学习英语固有的特点。从本质上说，教授中国人英语，是让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在业已形成的中国语言文化环境中的英语语言文化的移入、吸收和消化，进而在学习者身上生成双行双文化能力的过程。本文探讨与英语教学相关的问题，并提出一种教学观点，即文化导向型英语教学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学英语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把英语做为外语来教授的目标是什么？从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大中专及中等学校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已经把注意力从50年代的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和掌握上，过渡到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交际能力）并重的阶段。
现代语言学家把交际能力概括为“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条件下，对谁，说什么，怎样说”。这句话既涵盖了交际者、交际对象、社会语境、目的、方式，也包含了交际的内容、原因等因素。如果认定这一定义较为科学并把它引入外语教学中就会发现，听、说、读、写这些基本技能的运用，是为了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这里的交际者是隶属于不同语言文化的人；场合是中国人用外语和操该外语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或同样为外语的外国人在以某种形式进行交际；条件是交际双方都能运用这一中介语[(Linguafranca)抑或是一方的母语]；交际对象一般为非汉语使用者；交际的内容和性质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彼此不同的思维、观念、习惯、角度来对待事物。
可见，这种交际的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双方对中介语的应用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和容忍度，即了解对方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合作态度等的程度如何，当然也包括对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了解。因此，就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其最终的交际能力的高低也取决于他对英美及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换言之，其交际能力应确切地表述为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应成为在汉语文化背景下教授英语的主要目标之一。
况且，要实现这一目标，尚须从理论和实践上重新认识文化所起到的作用。Alptekin把语言文化知识分为系统性（systemic）以及超结构性（schematic）两种。前者指句法和词法等，后者指从社会中习得的、与特定文化相关的认知特点等等。他还指出：“外语文化中的结构性制约着学习者掌握外语的系统性知识。”也就是说，英语学习中对目的语文化了解掌握得越充分扎实，越有利于学生把握英语语言技能。Wallace（1988）也曾写道，“‘文化能力’在理解任何具有异域文化性质的事物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导向模式恰恰是要关注这种文化能力的培养，把‘文化”既视为手段又视为目的，从而形成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二、模式的概念
这种模式是指在教授英语的全过程中，在训练听、说、读、写技能的同时，通过贯穿始终的中西文化对比，使学习者获得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从而培养出英语运用准确、流利、得体、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者。
这种模式符合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实际。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学英语是在基本掌握其母语以后的活动。而汉语作为典型的东方语言，造就出与其他语言迥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类属性，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形成了汉语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认知模式。汉语语言文化和英语语言文化的巨大反差，使两种语言文化的对比有相得益彰的认知效果。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事物越是相异就越能构成刺激，也就越有助于认知和识记。
比如dog在西方文化中象征bestfriendofaman，所以有Loveme,lovemydog的说法。而在汉语文化中狗是奴仆，是低贱的追随者，故有“走狗”和“狗仗人势”之说。把这种体现文化涵义的词汇在对比中解释，能使学生很轻松地习得相关词语并有效得体地应用。
这种教学模式之所以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是因为文化蕴藏于从语音、语法、词汇到对话、篇章乃至认知模式的各个层面上的缘故。初学者一开始就会遇到诸如Howdoyoudo？Howareyou？Hello！等与汉语言文化中的问候语等值的问题。进而，会对亚语言（paralinguistic）和超语言（extralinguistic）层面的一些现象感到困惑。达到一定水平后，英文的行文模式，如阐释、推理、视角等篇章因素就会对深层次的阅读理解构成影响。在各阶段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都应及时地通过文化上的对比，使学习者有意识地把握那些渗透在语言中的文化现象，自觉地进入目标语的思维和认知模式中。
当然，这种模式与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手段、技巧、方法是并行不悖的。它能使师生在清醒地意识到中西文化差异的前提下，主动地解决对基本语言技能产生影响的文化问题。Ginsburg在谈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时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正如文章段落结构中所反映的那样，趋向于线性的直接的表达方式；而